民革领导人传——王昆仑

王昆仑（1902—1985），原名王汝虞，字鲁瞻，民联的创始人，历任民革第一届中央委员，第二、三、四届中央常委，第五届中央副主席、主席，第六届中央主席。

王昆仑是一位不断追求真理、追求进步的政治活动家。早在学生时代，他的爱国热情、胆识才干就使世纪伟人孙中山颇为赏识，亲自介绍他加入国民党；青年时代，他在当政的国民党上层有地位有前途，但是，为寻求救国的政治道路，毅然加入中国共产党；抗日战争时期，为国共合作、团结抗战，他三次当面质询大独裁者蒋介石；重庆和谈时，人民领袖毛泽东有感于他对民主运动的贡献、他的出色文才，紧握他的手说：“久闻大名”；新中国成立时，开国总理周恩来请他当不管部部长。他的一生留给后人许多有益的东西，他的爱国思想，奋斗精神和文学作品，是中华民族的宝贵财富。

孙中山亲自介绍他加入国民党

王昆仑，江苏无锡人，祖父王忠荫，官居三品。父亲王镜明，字心如。1902年8月1日，王昆仑生于河北省定县，长于北京。幼年就读于北京新开路小学；11岁时升入正志中学；越二年，转北京四中读书；1917年，张勋复辟失败，少年的王昆仑考入北京大学预科，学业期满，以优异的成绩升入北京大学中文系。

这时的北京大学，在校长蔡元培的办学宗旨“夫大学者，囊括大典、网罗众家之学府也”的指导下，已经成为当代诸子百家争鸣的园地。其中陈独秀高举着民主、科学两面大旗向旧文化开战；而李大钊也举起了马列主义的大旗，公然向国民昭示走俄国十月革命的道路。这时，只有17岁的王昆仑不甘落后，如饥似渴地学习各种主义，追求先进的救国之途。由于王昆仑在一系列政治活动中的表现，他被北京大学一年级全体同学选为学生会主席。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王昆仑作为北京大学一年级学生会主席，带领学生走上街头，参加天安门广场的抗议活动，并带头火烧赵家楼。作为时代的弄潮儿，王昆仑为了寻找救国的主义，放弃喜爱的中文，由中文系转入哲学系，潜心学习，研究哲学。1920年，王昆仑专心攻读西方各派哲学，留意新文化运动，尤喜爱读鲁迅的小说。他推崇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并潜心研究，暗自下定决心：追随孙中山先生革命。

1922年，北方爆发了第一次直奉战争，并以奉系兵败出关告终；南方，陈炯明在广州发动兵变，孙中山先生蒙难观音山，旋即退到上海，重新研究中国革命的方略。当时，北洋政府委派彭允彝出任教育部长，激起北京爱国学生的义愤，在师生中掀起了“驱彭运动”。是年末，王昆仑与中共党员黄日葵等被推选为代表，南下上海拜谒孙中山先生。

王昆仑敬仰孙中山先生，一直渴求亲聆孙中山的教诲。在上海，王昆仑实现了他的梦想，与另外三个学生代表一起向孙中山汇报了北京学生的情况。但是匆匆见过孙中山后，王昆仑心有不足，他希望从革命领袖那里得到救国救民的正确途径，要求单独谒见孙中山。

孙中山被王昆仑的赤诚和执著感动了，百忙中他抽出时间与稚气热情的王昆仑进行了长谈。革命领袖的一席话，打开了王昆仑的视野，他的奋斗目标具体而清晰起来。他向孙中山先生表示，一定要反对军阀，打倒列强，为中华民族的独立解放而努力。谈话中，孙中山深深地喜爱上这个有志气有抱负的青年，他告诉王昆仑：“要革命，要救国，就要相信我的民族、民权、民生三民主义，就要参加一个革命党，组织起来才有力量。”并亲自介绍王昆仑加入国民党。

王昆仑在上海环龙路四十四号国民党党部履行了入党手续，临回北京前又到莫里哀路向孙中山辞行。此时孙中山高兴地将他引为同志，叫人取来一沓封好的宣传品，要王昆仑带到北京秘密转交给有关人士。回到北京后，王昆仑不负孙中山的嘱托，秘密发展国民党党员，宣传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很快就建起了北京大学第一个国民党支部。

1923年夏，王昆仑毕业后，受聘执教天津南开中学。他的学生中有周恩来的弟弟周恩寿、曹禺等人。也就是在这期间，因周恩寿的关系结识了邓颖超，由此二人结下了长达半个世纪的友谊。

1924年，王昆仑南下杭州，在杭州第一中学教书。以后返回北京，曾在不少学校教课。他在师大女附中教语文课的时候，认识了妹妹王枫同班同学范映霞，并发展为爱情。正当王昆仑和范映霞的爱情受到家庭阻隔而不能结合的时候，北京的政局又因直系军阀头子贿选总统发生重大变化，迫使王昆仑理智地从个人爱情受挫的痛苦中解脱出来，以大无畏的革命精神投入到新的革命大潮中去。1924年秋，王昆仑因病去西山疗养，结识了陈毅、金满城，三人朝夕相处，纵论天下大事，遂戏称“三剑客”。

此时，冯玉祥发动“北京革命”，先败直系大将吴佩孚，继之驱末代皇帝溥仪出宫，最后又电邀孙中山先生北上议政。中山先生置个人生死于度外，接受冯玉祥将军的邀请，发表《北上宣言》，抱病北上，并于是年末到达北京。在北京孙中山组织了临时办公室，王昆仑成为他身边的工作人员。这是孙中山生命中最后的一段日子，王昆仑朝夕陪伴在病重的孙中山身边，目睹了卧床不起的孙中山为国事操劳，为革命鞠躬尽瘁到最后一息的全过程。孙中山逝世，王昆仑悲痛万分，出殡的时候，他主动去当警卫，还步行到香山为孙中山守灵。

孙中山是王昆仑的革命引路人，也是王昆仑人生的榜样。从孙中山身上，王昆仑学到了爱国革命和不断进步的精神。和孙中山遗体告别后，王昆仑东渡日本凭吊孙中山从事革命活动的旧地。在日本的日华严大瀑布前看着飞流直下的万倾巨流，王昆仑感慨万千，当即赋诗道：“华严名瀑下重峦，白练垂空信可观，注壑千寻鸣巨吼，出山一泻作洪澜。源高何虑前途远？流急方知返顾难。入海入江从此去，清波万里任人看。”他借景抒发自己为革命洪澜所激动，决心义无反顾地投身革命的胸臆。

回国后，王昆仑继承孙中山的遗志，在李大钊领导下和共产党员一起组织爱国青年开大会，举行游行示威，冲击丧权卖国的“关税会议”，冲击北洋政府的外交部，冲击东交民巷的外国使馆。

1926年3月18日为抗议日本军舰炮击大沽口的罪行，王昆仑组织各界人士在天安门广场举行“反对八国最后通牒国民大会”并通过了反对帝国主义的决议和通电。会后他带领群众到政府门前示威。残暴的段祺瑞政府镇压群众的爱国行动，命令军警开枪，制造了“三•一八惨案”。王昆仑虽幸免于难，却被北洋政府通缉，为了免遭黑手的毒害，他南下潮州在黄埔军校分校任政治教官。年底，他随何应钦统率的东路军出征参加北伐，先后任宣传科长、代政治部主任。

蒋介石三次被他当面质询

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无数共产党人和爱国志士的鲜血染红了黄浦江。王昆仑时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政治部秘书长，因目睹蒋介石对外勾结帝国主义，对内实行独裁统治的种种行径，愤而辞职，开始在国民党内部从事反蒋民主斗争。

这一年，王昆仑在南京与范映霞完婚，是年末，长女王金陵的出生给王昆仑带来不少欢乐。他静观宁沪、宁汉以及蒋（介石）、汪（精卫）、胡（汉民）、李（宗仁）之间角逐国民党最高权力的斗争，最后得出结论：时下的国民党完全背叛了孙中山天下为公的教诲，把以三民主义为理论基础的国民党变成了一党一派独裁的工具。怎么办?他为此苦恼，为此寻觅。由于王昆仑对蒋介石失望到了极点，于是他在上海发起组织“再造社”，并出版《再造》等报刊，利用这些阵地，公开批评国民党已经变质，需要再造一个新的国民党。在这期间，他写了不少有关“再造”国民党的文章。

1931年，日寇长驱直入占领了中国的东三省，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政府，非但不抵抗日本侵略者，而且加紧了绞杀共产党的战争。现实使王昆仑认清，国民党无法领导中国革命。他开始重新探求中国革命的正确道路。他回到故乡无锡，团结无锡的友人创办《人报》，并带头撰写文章。他研究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分析中国的国情，认识到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救中国。

1932年秋，由于孙科出任立法院院长，王昆仑作为太子派的骨干受聘立法委员，遂告别故乡无锡，赴南京上任。他利用自己在国民党中的地位和关系曾积极营救数名被捕的爱国青年出狱。

1933年，是中国共产党最困难的时期，王昆仑毅然做出抉择，加入中国共产党。入党后，中共党组织交给王昆仑的任务是：

1．及时向地下党组织反映南京国民党内部各派系的情况，了解蒋介石对苏区发动军事“围剿”的绝密情报；

2．对内部策动反蒋统一战线，制约蒋介石“围剿”红军；

3．广泛团结宁沪两地的进步知识分子，有目的地组织读书会，使得更多的知识分子接触马克思主义。

为了便于从事秘密战线上的工作，为了确保在国民党中枢机关得到党所需要的情报———并能保证他的真实的政治身份不被国民党的特务机关侦知，他依然以国民党右派的政治面貌出现。为此，他表面上不仅继续和他稔熟的右派元老时相过从，而且还和各地方实力派———尤其是派驻首都的代表频频交往。在这期间，他继续和原西北军的领袖人物冯玉祥将军及其原属下宋哲元、韩复榘、秦德纯等高级将领保持来往，借以获悉在华北的抗日动向。同时他为了策应中央红军粉碎蒋介石发动的军事“围剿”，有意识地和各地的军事实力派人物交往，根据不同的情况，或鼓动抗日救亡，或策动反蒋。其中与川系军阀刘湘、刘文辉，滇系龙云、卢汉，桂系李宗仁、白崇禧，粤系张发奎、陈铭枢等人交往最多。另外，由于政治上的原因，他和高呼抗日救亡的国民党高级将领李济深、蔡廷锴等也开始发生关系。王昆仑不仅向中共中央提供了国民党上层方方面面的军政情报，为一些政治决策提供了依据，而且对这些地方军事实力派领袖人物的思想转变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王昆仑在上海法租界霞飞路霞飞坊建立了王公馆，平时在南京立法院上班，主要做孙科以及其他派系的工作，注意了解国民党上层的动态。每隔两个星期，他自南京去上海和家人团聚，借此向中共中央局有关接头人汇报所掌握的重要情报，在这期间，和王昆仑有过情报或其他交往的中共地下党的负责人很多，如潘汉年、王世英、卢涛、曹亮等。

1934年，王昆仑负责中山文化教育馆的工作。他把教育馆当作情报基地，以此为掩护，团结了很多爱国的知识分子。他创办《中山文化教育馆季刊》，发表长篇论文《世界经济恐慌与中国殖民地化的现状》。他与胡济邦相配合，从国民政府外交部窃得十余份出国护照，安全地把中共负责同志送出国境。同时，他还与胡济邦相配合，窃得国民党第五次“围剿”中央苏区的作战计划，提前送到了中共的手里。是年秋，王昆仑与元配夫人范映霞离异，不久，与曹孟君产生恋情。

1935年，红军长征前后，上海地下党数度遭到破坏，致使中国共产党和共产国际失去联系长达一年多。王昆仑和上海地下党的同志仍然继续为共产党工作着。这年秋天，在上海塔斯社工作的钱俊瑞同志得到了《八一宣言》，宁沪两地的中共地下党员决定：在无锡太湖别墅内的万方楼借品尝蜜桃，召开万方楼会议，传达《八一宣言》，确定下一阶段的革命任务。王昆仑作为主人，很好地组织了这次万方楼会议。事前，军统特务头子戴笠获知召开万方楼会议的消息，特命沈醉带人赶到无锡，买通内奸，妄图一网打尽。由于王昆仑安排巧妙，使沈醉的计划全部落空。不久，王昆仑获悉：中国工农红军在长征中不仅没有被消灭，而且于1935年10月下旬到达了陕北。这预示着中国抗日救亡的形势将发生突变。他的内心十分兴奋。与此同时，蒋介石为了继续贯彻“攘外必先安内”的既定政策，宣布于1935年11月1日至6日，在南京召开国民党四届六中全会，并为1935年11月12日召开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做准备。中共党组织转告王昆仑：“参加国民党竞选，弄个国民党中央委员干干。”此时王昆仑对国民党失望到了极点，如果不是中共地下工作的需要，他真想登报脱离国民党。在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尽管蒋介石利用权力阻挠王昆仑当选，他还是以合法的票数当选为国民党中央候补执行委员。

王昆仑根据《八一宣言》的精神，为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着。他通过关系，和西北军、桂系、川系等地方实力派进行接触，讲明救亡抗日的前途。4月下旬，冯雪峰奉命自陕北赴上海，恢复并重建地下党组织，期间路过南京，在左恭同志的家里见到王昆仑。冯希望王能帮助解决购买地下电台的资金。王昆仑慨然应承，赴川拜会刘湘，在谈过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等道理之后，说服刘湘为共产党捐款。经王昆仑的手，把刘湘捐赠的6万大洋交给地下党组织，为购买地下电台做出了贡献。

1936年，日寇的铁蹄深入到华北，可国民党忙于内部派系的倾轧，全然不顾国家的危难。6月，李宗仁的桂系和陈济棠的粤系打着抗日的旗号联合反蒋。为此各界抗日救国会发表了一封公开信，希望蒋介石放弃所谓“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联合各党各派，开放民众运动以共抒国难，希望两广采取推动中央政府出兵抗日、避免和中央对立的态度。蒋介石为了对付两广事变，召开了五届二中全会，在会上指责救国会的公开信是站在共产党的立场上向他蒋某人示威的。冯玉祥当即说：“这封信我早知道，没有什么样不对嘛！”蒋介石敏感地追问：“你是从哪知道这封信的？”“是王昆仑告诉我的。”蒋介石转向王昆仑疾言厉色地问：“王昆仑，你是怎么知道的？”王昆仑十分镇定地说：“这封公开信早就送到了报馆，我是听他们说的。”蒋介石不无讥讽地说“那你一定也看过了共产党的《八一宣言》了吧？”王昆仑不急不缓地反问：“岂止是我王昆仑读过《八一宣言》，蒋委员长您不是也读过吗？”王昆仑的犀利大胆震惊了四座，蒋介石气得拂袖而去。

1936年8月25日，中国共产党发表了致国民党书，阐明了中国共产党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这封书信蒋介石扣而不发。王昆仑为“唤醒国民党中枢诸负责人员”，向冯玉祥、孙科等人通报了中国共产党致国民党书的内容。心直口快的冯玉祥在蒋介石召开的例会上当面质问蒋：“为什么不把中国共产党致国民党书向中委转达！”蒋介石惊讶消息的走漏，当他得知又是王昆仑对冯玉祥说的，很想借此发难：“又是你王昆仑！你又是从哪里得到这样的消息的？”王昆仑不慌不忙地说：“我是从法国出版的中文报纸《巴黎时报》上看到的。”答案出乎蒋介石所料，恼怒中他愤愤地说：“堂堂的国民党候补中委，为什么专看外国报？”王昆仑再次反问：“中山先生亲自制定的国民党党章有没有规定：国民党员不允许看外国报纸？”蒋介石张口结舌无言以对。

这一年，王昆仑奉命护送丁玲赴北平。顺路拜访了秦德纯、阎锡山、韩复榘等地方实力派，向他们宣讲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精神，希望他们放弃个人私利，一致对外。王昆仑支持孙晓村、曹孟君等筹组南京救国会，并为全国性的救国会在上海胜利召开从旁尽力。上海救国会“七君子”被捕，南京的孙晓村、曹孟君被捕，通称救国会“九君子”。王昆仑为营救宁沪两地被捕的救国会“九君子”四方游说，八方求援。时逢西安事变发生，国民党爱国将领张学良、杨虎城在西安扣押了前来部署“剿共”的蒋介石，并通电全国，提出八项主张。事变发生后，中共中央正确地分析了当时错综复杂的政治形势，确定了和平解决的方针，并派周恩来、秦邦宪、叶剑英等前往西安参加谈判。蒋介石被迫接受联共抗日的条件。在西安事变期间，王昆仑根据党的指示，在国民党的上层做工作，力促和平解决。由西安事变为契机，遂开始了国共两党的公开和谈。为此，周恩来等共产党人赴杭州、上庐山、到南京数度和蒋介石谈判，王昆仑在南京第一次见到景仰的周恩来，并应周的要求，继续做孙科的工作。

1937年7月7日全面抗战爆发后，王昆仑投身于救亡抗日的大潮中。他一方面做冯玉祥等人的工作；一方面陪着出狱不久的沈钧儒等人到太湖，借散心为名，商谈抗日大计。

1938年，日军在台儿庄等战役惨败后调整部署，调集华北方面军、华中派遣军共30万兵力，南北夹击徐州。李宗仁率60万大军，在徐州地区与日军展开会战。王昆仑等人在完成了临沂、台儿庄等地的难童救护之后，又赶到徐州参加会战，抢救战火中的难童，几次险些丧生。回到武汉之后，他写下了数篇徐州战场之行的见闻。

王昆仑在周恩来的领导下为中国共产党工作，及时地报告国民党上层的各种动向。后来，周恩来曾说过：“国民党上午开会，我们下午就知道了全部情况，其中之一就是王昆仑同志报告的。他是立了大功的。”

在武汉失守前夕，王昆仑偕曹孟君西去重庆，一住就是8年。在这期间，王昆仑把孙科任会长的中苏文化协会办得有声有色，真正成了山城人民了解苏联的一个窗口。同时，也是加强中苏友谊的文化纽带。在纪念“高尔基逝世三周年”的大聚会上，王昆仑发表论文指出：“我们今天纪念一个外国的伟大作家，也和我们纪念自己的文学大师屈原、杜甫、白居易、施耐庵、鲁迅一样，第一件事是不可忘记自己现实的任务。高尔基曾经用他那坚强锋利的铁笔扫荡过帝俄封建的余孽和一切苏联革命的敌人，我们中国的文艺战士唯一的任务也只是如何铸成一支坚强锋利的铁笔，扫荡我们中华民族的敌人———吃人的日本强盗!我们中国的文艺战士应当配合中国抗战建国的路线，努力建立一个独立自由平等的国家。”

1939年底，蒋介石发动了第一次反共高潮，国共两党的关系猝然紧张起来。这次反共高潮的特点是：在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进行军事攻击的同时，在所谓的国统区———主要是陪都重庆制造文化摩擦、逮捕迫害中共地下党员和爱国进步民主人士，查禁书刊、查封书店等。王昆仑采用借古喻今的笔法，写下著名的雄文《论抗争的五月》，这篇文章从历史的角度赞扬了中华民族不可战胜的精神，给坚持抗战的军民以精神激励。

1941年1月，蒋介石冒天下之大不韪，下令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掀起抗日战争期间的第二次反共高潮，在政治上、军事上向共产党展开了进攻。为了适应当时形势和革命工作需要，在周恩来、董必武和王若飞的亲切关怀和直接领导下，经王昆仑、许宝驹和王炳南等酝酿，中国民主革命同盟在重庆正式成立。

中国民主革命同盟是一个不公开的秘密政治组织，有较严密的组织。同时，它又是一个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既有中共党员参加又有民主党派成员参加的团体，因此它也是一个统一战线性质的组织。在成立会上，王昆仑、许宝驹被推为主要负责人。王炳南代表中共参加，起了重要的桥梁作用。关于组织的名称，成立时起名为“中国民族大众同盟”，一年后改为“中国民主革命同盟”，简称为“民革”。嗣后，为了与李济深、何香凝等同志于1948年1月在香港成立的“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也简称“民革”)相区别，1949年6月新政协筹备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后，“中国民主革命同盟”一般被通称为“小民革”。

中国民主革命同盟的任务主要是，积极贯彻中国共产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努力促进国内团结，把国民党中愿意进步的人，尽量争取到抗日统一战线中来，坚持抗战、坚持团结、坚持进步和争取民主、自由。特别是利用它的成员在国民党内部的地位和置身敌人内部的有利条件，把工作重点放在争取国民党内政治倾向较好的上层人士，对国民党反动派进行分化瓦解工作。同时，它还在国民党内部进行深入的了解，向党提供国民党内部各方面的情况。

中国民主革命同盟受其性质、任务和成员所决定，没有固定的活动地点。王昆仑等考虑到盟员的身份，以及能经常碰头开会的特点，把活动地点相对固定在中苏文化协会王昆仑家、许宝驹所在的中国实业银行、领事巷10号康家公馆、阎家老店等。王昆仑在这期间，除了担负中国民主革命同盟的组织和领导工作，也及时地把国民党上层的动态，蒋介石集团的动向，以及有关苏联方面的情况报送给南方局，为党做了大量的工作。

“皖南事变”后的一段时期，重庆的政治空气很沉闷。为此，中共南方局找到王昆仑等人，希望寻找一种政治形式，给政治空气异常沉闷的重庆注入一些活力。王昆仑通过一些媒介分别交换意见，打算组织一个经常性的时事座谈会。这就是民主同志座谈会的缘起。参加座谈会的人以国民党上层人士为主，也可邀约教育界、工商界的上层人士。参加第一次座谈会的基本成员有：王昆仑、邓初民、高崇民、阎宝航、许宝驹、于振瀛、甘祠森等14人。由于参加座谈会的许多人，分别具有较丰富的政治经验、较多的知识、较广泛的社会关系，所谈内容都不是空泛无味的，有些见解很有特色。1943年，王昆仑与谭平山在民主同志座谈会的基础上又筹备成立了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这是以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为理论基础的组织，是一部分国民党爱国民主分子的组织，也是其后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的一个组成部分。蒋介石获悉王昆仑在这样的政治组织内担负主要负责人，非常恼怒。

1945年5月，在抗日战争即将取得胜利的时候，国民党召开了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蒋介石以正统和抗战功臣自居，借全国实行宪政为名，要求各省市的党、团、参议会一律移归给国民政府，以实现他的独裁统治。在审议军事报告时，王昆仑站起来连提三条质询：“1．抗战已经八年，前线军民流血牺牲，西北大后方却屯兵数十万，为什么不开出去打日本？2．中国是盟国之一，现在盟军正在大举反攻，我们却连遭败绩，政府对协同盟国作战，有无周密计划？3．第十军方某，在衡阳兵败被俘，只身回渝，招摇过市，据说是负有特殊使命，被敌方有意放回来的，现在道路传言，报章争载，也希望军事当局有个明白回答，以释群疑。”王昆仑的质询是在全体代表面前揭蒋介石的秃疮，激起了会场的轩然大波。在会场的喧闹声中蒋介石怒冲冲地走到大会主席台，气急败坏、声嘶力竭地骂道：“你王昆仑是不明真相，还是蓄意攻击？你污蔑我方军长，就是污蔑我们全体抗日将士……你现在是国民党的中央委员，你公然在国民党的大会上，替共产党说话，你像国民党的代表吗？……简直是共产党的代表！……你王昆仑吃国民党的饭，在家里暗通共产党，你以为我们一点都不知道吗？”失态的蒋介石无法控制自己，大骂了一个多小时。台下的特务们应声围攻王昆仑，高喊：“拉出去枪毙！”王昆仑正气凛然，昂首走出了会场。这件事轰动了整个社会，于右任老先生曾有诗云：“十年中委无人知，一骂成名天下闻。”

毛泽东紧握他的手说：“久闻大名”

1945年秋，抗日战争胜利。8月28日，毛泽东从延安飞到重庆与蒋介石谈判。30日，毛泽东在周恩来陪同下拜访宋庆龄，王昆仑接到通知，一起参加会见。当周恩来向毛泽东引见王昆仑时，毛泽东紧握他的手连声说：“久闻大名，久闻大名……”

王昆仑与毛泽东彼此相识在北京大学。王昆仑在北大读书，毛泽东恰好在北大图书馆工作，当时虽无交往，但彼此知道。继而因双方的立场不同，观点不同，在报刊上打笔仗。王昆仑作为西山会议派的代言人曾撰文反对共产党，而毛泽东作为共产党的代言人曾著文公开批评过王昆仑的观点“举起你的左手打倒共产党，举起你的右手打倒帝国主义”。以后，身为国民党的立法委员的王昆仑却在共产党最困难的时候，要求加入共产党，毛泽东作为共产党的领导人当然知道和首肯。特别是毛泽东对王昆仑在国民党上层为共产党做的特殊贡献知道得很清楚。另外，毛泽东认真读过王昆仑的《红楼梦人物论》，在对红楼梦的研究上，二人很有共鸣。所以“久闻大名”的含义是毛泽东对王昆仑知之甚深。

第二天下午，毛泽东特地在自己的住处———桂园会见了王昆仑和“小民革”的同志。毛泽东征询大家对重庆谈判的看法，王昆仑担心毛泽东的安全，首先发言说：“对蒋介石其人，我还是了解一些。他这次邀您来是不会怀好意的。……从我切身的体会来看，蒋介石是不可信的，他三次电邀您来重庆谈判，是不得已而为之，并非出自诚意。因此，我认为和谈是没有希望的；即使谈成了，国民党当权派也不会给共产党实权的。”毛泽东说：“中共的决心下定了。这就是不管困难多大，一定要和谈成功，只许成功，不许失败。我们‘苟能求全，不惜委屈’。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因为人民需要和平，人民需要团结。中国今天只有一条路，就是和，和为贵，其他一切打算都是错的！至于我个人的安危，昨天下午我在特园看望张澜、鲜特生二位先生作了长谈，二位先生都有不相信蒋有和平诚意。张先生指出，蒋在表演鸿门宴，是假戏。我说，我们就来他个假戏真做，让全国人民当观众，看出真假，分辨是非，这出戏就大有价值了。”会谈中毛泽东多次以《红楼梦》来借古喻今，还亲切地对王昆仑说：“我读过你的《花袭人论》和《晴雯之死》，很有新意，是反我们校长和胡适先生的。”王昆仑惊讶自己在抗战时期的重庆写的文章，远在延安的毛泽东居然读过。毛泽东指着周恩来说：“他回延安的时候，给我带回了不少精神食粮，其中包括你的文章。我认真读了，希望你继续写下去。”

晚上，毛泽东在红岩村宴请大家后谈兴未尽，又将王昆仑、许宝驹、屈武留下，一直谈了个通宵。毛泽东回到延安后，对其他中共领导人说：“‘小民革’的同志对党的政策理解得透，理解得深。”

抗战胜利后不久，中国民主革命同盟的中央领导机构从重庆迁到上海，在党的领导下，继续开展斗争活动。当时，蒋介石撕毁《双十协定》，执行其内战政策，向人民解放区发动反革命战争。中国民主革命同盟把反内战、反独裁，从国民党内部瓦解其反动统治，作为自己的工作重点。王昆仑历任国民党政府立法委员、国民党候补中央执行委员，以及中山文化教育馆总干事、中苏文化协会常务理事等职。他以自己的社会交往和历史关系，为争取和团结国民党上层人士和其他爱国民主分子，积极掩护和营救被捕的中共地下党员和进步学生，做了大量工作。

1947年下半年，国内战争形势根本转变，人民解放军由战略防御转为战略进攻，进入解放战争阶段。在这期间，蒋介石集团对爱国民主人士加紧进行迫害。根据形势的变化和革命工作的需要，中国民主革命同盟的部分负责人离开了国统区，从事反蒋斗争。许宝驹、曹孟君、金仲华等前往香港；王昆仑、赖亚力、吴茂荪等先后去美国。1947年11月，王昆仑协助冯玉祥将军组织成立旅美中国和平民主联盟，在美国积极开展民主活动。1948年6月，王昆仑接到唐明照转达“周公”的指示：“解放战争即将胜利结束，希望冯先生和昆仑转道回国，参加第一届全国政协会议的筹备工作。为安全起见，请冯先生和昆仑父女分别由水陆两路到东北跟香港的一批民主人士会合。”王昆仑借口赴欧洲旅游，偕爱女王金陵离美赴欧，踏上回国的征途。

周恩来请他当“　不管部部长”

1949年初，北平宣告和平解放。恰在这一天，王昆仑偕女儿王金陵由满洲里入境，乘车直达沈阳，与香港来的民主人士会合；2月25日王昆仑一行35人乘专车到达北平，周恩来等到车站欢迎，旋即下榻北京六国饭店。周恩来曾先后三次同“小民革”的同志们亲切谈话，他充分肯定“小民革”在中国人民革命过程中所起的政治配合作用，明确指出：“我们重视‘小民革’，是着眼于它的政治作用这一点上。”同时，也指出了“小民革”今后的任务和做法。讲到“小民革”未来的任务可以参与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的建设事业，也可以参加到其他政党———乃至于民间团体中去。但中心任务是学习，而学习是以政治科学为主，成为各个团体中政治的推动者，与党配合工作。为此，王昆仑和“小民革”的主要领导人经过多次磋商，决定结束该盟组织，并于1949年9月17日在中南海勤政殿举行的新政协筹备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正式宣告中国民主革命同盟结束。王昆仑又以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简称民联）负责人的身份，与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简称民促）、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简称民革）等组织，商组成立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

1949年9月15日，王昆仑参加筹备并代表“民联”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当选为全国政协常委。开国总理周恩来在组阁时再三斟酌，想请王昆仑出任外交部副部长，做外交方面的工作。王昆仑感谢党组织的信任，但他认为自己不适合做外交部工作。他坦诚地对周恩来说：“总理，我没有外交方面的工作经验，还是委任更合适做这项工作的同志当外交部长的助手吧！”周恩来试图说服王昆仑，可王昆仑详细剖析了自己的条件，完全从工作出发。周恩来为王昆仑大公无私的精神所感动，若有所思地说：“那你当不管部部长吧！”谁都知道中国是不设不管部的，可王昆仑真的成为了“不管部部长”。这是由他的理论水平、学识修养、政治身份所决定的。

新中国成立伊始，百废待兴，而所有的工作中“人”的工作（统战工作）是最最重要的。当时的各民主党派，联系着各界人士，联系着散落在社会的组织资源、经济资源和文化资源。而八个党派之首是民革，民革影响其他党派。因为民革联系的对象是原国民党的军政人员，包括350万人的国民党政府公职人员，800万军职人员。把这些人安置、教育、改造好，是建设新中国最为重要的一环。因此，毛泽东、周恩来都非常重视民革的工作。王昆仑恰好是民联的发起人，民联、民促、民革合并后，他当选为民革中央的一名领导。

1949年11月，中国国民党民主派在北京召开联合会议，民革、民联、民促和国民党其他爱国民主分子四个方面的代表一同参加了这次会。会议要解决的根本问题是：联合后的民革应是什么性质，由哪些人组成，侧重哪些工作。与会代表多是孙中山的信徒，有些人坚持“三民主义之理论仍为今日中国之正确指导理论”；有些人认为民革发展组织的原则应以中层为主，吸收进步人士，一些起义过来的国民党高级将领属于反革命阵营，不可与他们为伍；有些人认为全国大部分地区都已经解放，过去所做的策反工作可告一个段落。在争得面红耳赤互不相让之际，王昆仑支持李济深的意见一锤定音：组织路线服务于当前的政治任务。不要机械决定谁好，谁坏，要看到人是会变的。当前策反工作还是重要的，四川、云南等省还没有解放。这次民革大会圆满地完成组建任务。在民革的组织总纲上明确写道：“确认革命的三民主义之发展在现阶段已与新民主主义汇流，并愿为建设新民主主义的人民共和国而奋斗。”王昆仑在这次会上当选为常委，并兼任民革中央宣传部长。

会后，他根据代表会议的决议，协助民革主席李济深等组织各级成员认真学习共同纲领，进一步统一思想，提高认识，加强团结。同时，推动成员在各自岗位上，努力工作，明确方向，为安定社会秩序，争取财政经济状况的好转、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而努力。接着，民革动员成员先后投入土地改革、抗美援朝、镇压反革命三大运动，接受锻炼和教育。王昆仑在这一历史时期的工作是卓有成效的。

1954年，全国第一次人民代表大会召开，王昆仑当选为全国人大常委。他虽然是共产党员，但根据党的决定，他的党籍不公开。他以“民革”负责人的身份参政，担任北京市副市长，协助彭真同志分管文化卫生工作。王昆仑任北京市副市长10年，兢兢业业地工作，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成绩。他时刻关切群众的疾苦，解决卫生战线所存在的问题，组织开展爱国卫生运动。20世纪50年代后期，北京市大街小巷环境整洁，蚊蝇极少，卫生面貌一新，受到了国务院、中央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的表彰，一度被外国来访者赞誉为无蝇城。王昆仑非常喜爱文学艺术，也愿意和文学家、艺术家交朋友。

他作为民革中央的宣传部长一直在关注着民革的建设，并做出了突出的贡献。1956年，王昆仑倡议民革中央创办一份公开发行的报纸———《团结报》。报社成立后他亲任报社社长。后来，《团结报》作为宣传爱国统一战线的舆论工具，广泛团结各界人士，发挥了重要作用。

王昆仑对我国古典文学有很高的造诣，他是我国最早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评论《红楼梦》的专家之一。他留下来的著作有《红楼梦人物论》、昆曲剧本《晴雯》(与女儿王金陵合著)等，他还有大量诗词文章散见于解放前后的报刊，在国内外颇有影响。

十年动乱期间，王昆仑被康生、江青诬陷，受到严重的迫害。王昆仑坚决抵制，不为所屈。在周恩来同志的过问下，他才得以恢复自由。“四人帮”被粉碎后，王昆仑在向中央申述落实政策的同时，把主要精力投入到拨乱反正的工作中。1977年10月，中共中央决定，原八个民主党派分别宣布正式恢复活动，撤销联合领导小组。12月，民革临时领导小组成立，王昆仑为三人召集人之一。1978年3月10日至11日，王昆仑在友谊宾馆主持座谈会，听取地方民革同志对恢复工作的意见，他在会上重点讲了正本清源、拨乱反正的意见，对民革工作的开展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1979年元旦全国人大常委会发表《告台湾同胞书》，殷切期望早日实现祖国统一，共同发展建国大业。王昆仑作为民革负责人，非常关心祖国统一大业，撰写诗文，发表谈话，呼吁台湾和海外的老同事、老朋友，响应伟大祖国的召唤，为实现国共第三次合作，共竟统一祖国、振兴中华的历史伟业而竭尽全力地工作。

1979年10月11日，在民革举行的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王昆仑当选为民革中央副主席。之后，在全国政协五届二次会议上，他当选为副主席。接着，民革中央主席朱蕴山逝世，王昆仑在民革五届二中全会上当选为主席。由于心情舒畅，在此以后的六年中又出现了一次诗歌创作高潮，并写了多篇回忆宋庆龄、何香凝、冯玉祥、蔡元培、柳亚子等人的文章，在国内外影响很大。1980年12月，在公审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的特别法庭上，王昆仑扶病出庭作证，强烈控诉江青、康生等迫害革命干部、民主党派和爱国人士的罪行。

1985年，83岁的王昆仑因病住进医院，与邓颖超同志为邻，二人回忆往事，增添不少乐趣。邓颖超出院前夕，书赠“多年战友，数日芳邻”。王昆仑看后写《口占赞邓颖超同志》七言绝句一首，是为绝笔之作。

1985年8月23日，王昆仑逝世。就在仙逝后第三天，8月26日，中共中央组织部下达了恢复王昆仑同志1933年至1950年党籍、党龄从1933年起连续计算的文件。

王昆仑同志逝世后，党和国家领导人及各界人士以及他的生前友好约500多人参加了告别仪式。

（张兆钧）

 

主要参考文献：

1.王朝柱：《王昆仑》，花山文艺出版社。

2.王昆仑、王炳南、屈武：《中国民主革命同盟史略》，文史资料选辑第87辑。

3.于刚主编：《中国各民主党派》，中国文史出版社。

4.中央统战部：《王昆仑生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