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政治活动家王昆仑

万顷太湖，孕育了多少历史名人！

锦绣江南，留下了无数优秀儿女的足迹！

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著名的政治活动家、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的卓越领导人王昆仑，就是无数优秀太湖儿女中杰出的一员。

 

（一）

王昆仑，江苏无锡人，原名王汝璵，字鲁瞻，曾用“大鱼”“太愚”“戡天”等笔名。1902年8月7日,王昆仑生于河北保定，其老家在无锡城内西河头姚宝巷（今无锡市县前西街与大成巷步行街之间），系三代官宦人家。曾祖父王恩绶（字乐山），清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举人，太平军攻克武昌城时，死难于武昌知县任上，赐谥武愍。祖父王忠荫，恩绶次子，荫封直隶（今河北省）候补同知，曾移家客居保定。父亲王镜明（字心如），历任山东平原、海丰(今无棣)等县知县，民国后回家乡无锡任税务所所长。

少年时期的王昆仑，随父母寓居北京，先后在新开路小学、第四中学读书，1918年夏天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北京大学哲学系。他天资聪颖，博览群书，在系统学习古今中外思想家、哲学家名著名篇的同时，还精心研读经史子集。在他的书桌上，常见的有购自京师青云阁的《国语详注》、《战国策详注》、《孟子微》、《荀子集解》、《墨子闲诂》、《庄子集解》以及《元遗山诗集》、《昌黎先生全集》、《顾炎武日知录》等。爱买书、好读书成为他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当时的北京大学，已是我国思想界和文化科学界精英汇聚之所。校长蔡元培原为前清进士，又是同盟会员，学识渊博，思想进步，爱惜人才，并主张“新旧兼容”。陈独秀、胡适、李大钊、钱玄同、刘半农以及鲁迅﹑毛泽东等新派人物，则举起科学、民主大旗积极兴起新文化运动，波及全国。王昆仑经常阅读《新青年》杂志，也常从故纸堆里抬起头来，关注社会及民生。

1919年，伟大的“五四”爱国运动爆发了。思想进步而活跃的王昆仑积极参加了游行示威活动，坚决反对北洋军阀段祺瑞政府在屈辱的巴黎和约上签字。1922年初，王昆仑又随京师大学生南下宣传联络团到上海，经表兄秦毓鎏（字效鲁）介绍，拜谒了孙中山先生。中山先生亲自介绍他参加了中国国民党。从此，他忠实信奉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成为国民党的元老之一。

1923年夏天，王昆仑以扎实的国学功底和进步的思想，完成了毕业论文《荀卿考》，对我国古代著名思想家、哲学家荀子做了精辟的论述，从北大哲学系毕业。当年秋天，他应聘到天津南开中学任教，担任国文教员，同时积极从事民主革命活动。

南开中学是天津的一所名牌学校。教员中好多都是学识渊博、思想进步的知名人物。学生也大多为学风淳厚、思想活跃的优秀人才，周恩来、邓颖超就是其中的典范。虽然王昆仑来到这里时，周恩来等人已毕业离校多年，但他们在校时的杰出表现和良好的影响却一直在师生中传颂着。教员中，与王昆仑同事过的有后来成为著名作家的老舍、著名历史学家范文澜等。王昆仑教过的学生则有后来成为著名戏剧作家的曹禺和著名学者冯至等。

1924年10月，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直系军阀曹锟、吴佩孚倒台。冯玉祥一面请皖系军阀段祺瑞重新上台，一面电邀孙中山先生北上“共商国是”。同年11月，孙中山自广州北上，并发表《北上宣言》，提出“召开国民会议和废除不平等条约”两大号召，同帝国主义和北洋军阀段祺瑞、张作霖等作斗争。作为中山先生忠实信徒的王昆仑得知此事后，兴奋不已，奔波于京津之间，积极配合中山先生工作。由于长期劳累，中山先生疾病缠身，日渐危笃，竟不幸于1925年3月12日逝世于北京。王昆仑悲恸万分，参加了在中央公园（1928年改名为中山公园）社稷坛举行的追悼仪式，并护送灵柩到西山碧云寺。这一年的11月23日，国民党右派邹鲁、谢持、居正、张继、林森和戴季陶等十余人打着忠实继承孙中山三民主义思想的旗号，却背离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在西山碧云寺召开所谓“国民党一届四中全会”（史称“西山会议”），通过了反苏反共反对国共合作的反动议案。王昆仑参加会议，一时轻信了所谓的“戴季陶主义”，迷失方向，误入了“西山会议派”的歧途。

就在这年冬天，他带着两个妹妹王素、王枫和恋人范映霞在中央公园曾停放过孙中山灵柩的社稷坛拜殿（后改中山堂）参加纪念活动时，认识了早就知名的邓颖超。据邓颖超后来回忆，当时他们虽然互相认识，但各人的政治观点并不一致，“他参加了国民党，我和恩来战斗在共产党的岗位上”。正如1926年3月毛泽东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中精辟指出的那样，“那些中间阶级，必定很快分化，或者向左跑入革命派，或者向右跑入反革命派，没有他们‘独立’的余地”。王昆仑则属于前者，很快就从歧途上返回，经过寻求和探索，走上了革命大道。

1926年初，王昆仑离开北京，南下广东，任黄埔军校潮州分校政治部总务主任兼政治教官，第一次见到了时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兼东征军总政治部主任的周恩来。同年7月，国共两党合作组建的以黄埔军校师生为骨干的国民革命军，从广东出师北伐，王昆仑也加入到北伐军的行列，并在攻克南京后，担任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秘书长。戎马倥偬之际，由于父母的催促，王昆仑与范映霞在南京举行婚礼结为夫妻。

1927年4月，蒋介石窃取北伐战争的胜利成果，背叛革命，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血腥屠杀共产党人，残酷镇压工农运动。王昆仑目睹蒋介石对外勾结帝国主义，对内实行独裁统治的所作所为，非常不满，愤而辞职，南走桂粤，投奔孙科、李济深，从那时起，他被国民党内外人士目为“太子派”人物。在孙科那里没有待多久，他很快返回江苏仍任国民政府立法委员，并奔走于南京、无锡、上海之间，开始在国民党内部从事反蒋、民主斗争。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王昆仑经历了激烈的思想斗争，认识到依靠国民党来救中国是不可能的。为寻觅中国革命的正确道路，在无锡姚宝巷老家和鼋头渚太湖别墅的松庐及七十二峰山馆，他认真研读马列主义著作和中国革命斗争史。同时，他还积极联络沪、宁、锡等地的进步人士、爱国青年，进行爱国民主的革命活动。这一时期，他对中国共产党的看法发生显著变化，对共产党人的革命意志和壮烈牺牲精神，也由同情发展到由衷钦佩。

1932年2月，他在家乡无锡慷慨出资，积极支持华方增、王南岳、孙翔风等人，创办进步报纸《人报》。2月16日，该报正式创刊。王昆仑担任社务委员会主席，经常撰写、发表文章，如《问无锡青年》、《对外抗日到底，对内争取自由》、《朝鲜的光荣与中国的耻辱》等，评述国家大事，宣传爱国思想，鼓吹为民主自由而斗争。

 

(二)

1933年，王昆仑同孙晓村、曹孟君、钱俊瑞、张锡昌等，组织了革命团体南京读书会。这期间，他的思想发生了根本变化，开始从民主主义向共产主义转变。在中国共产党最困难的时期，王昆仑毅然做出人生的重大抉择，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介绍他入党的是时任中共南京市委负责人的卢志英。入党后，中共党组织交给王昆仑的任务是：及时向地下党组织反映南京国民党内部各派系的情况，了解蒋介石对苏区发动军事“围剿”的绝密情报；在国民党内部策动反蒋统一战线，制约蒋介石“围剿”红军；广泛团结宁沪两地的进步知识分子，有目的地组织读书会，使更多的知识分子接触马克思主义。

为了便于从事秘密战线上的工作，确保在国民党中枢机关得到党所需要的情报，并能保证他的真实的政治身份不被国民党的特务机关侦知，王昆仑依然以国民党右派的政治面貌出现在国民党内。为此，他不仅继续和他稔熟的右派元老时相过从，而且还和各地方实力派尤其是派驻首都的代表频频交往。期间，他继续和原西北军的领袖人物冯玉祥将军及其原属下宋哲元、韩复榘、秦德纯等高级将领保持来往，借以获悉在华北的抗日动向。为了策应中央红军粉碎蒋介石发动的军事“围剿”，他有和军事实力派人物交往中，根据不同情况，或鼓动抗日救亡，或策动反蒋。其中与川系军阀刘湘、刘文辉，滇系龙云、卢汉，桂系李宗仁、白崇禧，粤系张发奎、陈铭枢等人交往最多。另外，由于政治上的原因，他和主张抗日救亡的国民党高级将领李济深、蔡廷锴等也开始联系。王昆仑不仅向中共中央提供国民党上层方方面面的军政情报，也对这些地方军事实力派领袖人物的思想转变起到了一定作用。王昆仑在上海法租界霞飞路霞飞坊建立了王公馆，平时在南京立法院上班，主要做孙科以及其他派系的工作，注意了解国民党上层的动态。每隔两个星期，他自南京去上海和家人团聚，借此向中共中央局有关接头人汇报所掌握的重要情报，这期间和王昆仑有过情报或其他交往的中共地下党的负责人很多，如潘汉年、王世英、卢涛(卢志英)、曹亮等。王昆仑的共产党员身份一直没有公开，直到他逝世后，中央才向社会公开他的党员身份，称他是“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

1934年，王昆仑负责中山文化教育馆的工作。他把教育馆当作情报基地，以此为掩护，团结了很多爱国的知识分子。他创办《中山文化教育馆》季刊，发表长篇论文《世界经济恐慌与中国殖民地化的现状》。他与胡济邦（著名女战地记者，新中国第一位女外交官，1934年由卢志英介绍入党，相配合，从国民政府外交部获取十余份出国护照，安全地把中共负责同志送出国境。同时，他还与胡济邦,卢志英相配合，获取国民党第五次“围剿”中央苏区的作战计划，提前送到了中共领导人的手里。

王昆仑的妻子范影霞，是个不问政治的富家闺秀，不能理解丈夫的秘密活动，同他吵闹并提出离婚的要求。他考虑再三，觉得志不同道不合也难以维持夫妻关系，于是同意与元配夫人范映霞离婚，所生一女王金陵则由王家抚养。后来，他在革命活动中与曹孟君产生恋情。

1935年，红军长征前后，上海地下党数度遭到破坏，致使中国共产党和共产国际失去联系长达一年多。王昆仑和上海地下党的同志仍然继续为共产党工作着。7月6日，中日签订《何梅协定》。8月下旬，上海的中共地下组织“文委”(中共中央宣传部领导的文化工作委员会)派熊岳兰(曹亮夫人)去南京和以王昆仑、孙晓村等人为首的南京读书会联系，决定在无锡召开一次会议，会议场所定在鼋头渚王昆仑家太湖别墅内一座由经亨颐题写匾额的万方楼，到会者共20余人。参加会议的，上海方面有曹亮、钱俊瑞、沈兹九、陈波儿、徐雪寒和熊岳兰等；南京读书会有王昆仑、孙晓村、曹孟君、吴元戌、吴茂荪、王枫、狄超白、薛葆宁、张锡昌、秦柳方、华应中、陈佩三、钟潜加、汪季琦﹑胡济邦﹑孙克定；无锡有黄慧兰，李伯敏等。与会者均以王昆仑至亲好友前来避暑消夏的名义到万方楼集中。会上学习了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季米特洛夫所作报告及王在大会上的发言。钱俊瑞在会上对国内外形势作了分析，传达中共中央的《八一宣言》，确定下一阶段的革命任务，还介绍了著名人士沈钧儒、章乃器等人在上海从事抗日民主运动的情况。王昆仑分析了国民党及其政府上层人士的内部情况。孙晓村、曹孟君介绍了南京读书会的活动情况。曹亮建议上海、南京两地加强联系，密切配合，共同斗争，促成统一战线的建立。王昆仑作为主人，很好地组织了这次万方楼会议。事前，军统特务头子戴笠获知了一点风声，特命沈醉带人赶到无锡，妄图伺机一网打尽。幸好沈醉未能进入他们的活动范围，难以探及真实情况，再加上王昆仑在国民党内属于元老人物之一，故沈醉也不敢轻举妄动，在王家别墅乱开杀戒。（1985年春，王昆仑病重住进了医院。沈醉特地到医院探望。两人相见，感慨不已。王昆仑从沈醉的坦言中以及他新近所写的一本回忆录里才知道当年自己险遭暗杀的情景！）不久，王昆仑获悉：中国工农红军在长征中不仅没有被消灭，而且于1935年10月下旬到达了陕北。这预示着中国抗日救亡的形势将发生突变。他的内心十分兴奋。与此同时，蒋介石为了继续贯彻“攘外必先安内”的既定政策，宣布于1935年11月1日至6日，在南京召开国民党四届六中全会，并为1935年11月12日召开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做准备。中共党组织转告王昆仑：“参加国民党竞选，弄个国民党中央委员干干。”此时王昆仑对国民党失望到了极点，如果不是中共地下工作的需要，他真想登报脱离国民党。在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尽管蒋介石利用权力阻挠王昆仑当选，他还是以合法的票数当选为国民党中央候补执行委员。

王昆仑根据《八一宣言》的精神，为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着。他通过关系，和西北军、桂系、川系等地方实力派进行接触，讲明抗日救亡的前途。4月下旬，冯雪峰奉命自陕北赴上海，恢复并重建地下党组织，期间路过南京，在左恭同志的家里见到王昆仑。冯希望王能帮助解决购买地下电台的资金。王昆仑慨然应承，赴川拜会刘湘，在谈过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等道理之后，说服刘湘为共产党捐款。经王昆仑的手，把刘湘捐赠的6万大洋交给地下党组织，为购买地下电台做出了贡献。

1936年，日寇的铁蹄深入到华北，可国民党忙于内部派系的倾轧，全然不顾国家的危难。6月，李宗仁的桂系和陈济棠的粤系打着抗日的旗号联合反蒋。为此各界抗日救国会发表了一封公开信，希望蒋介石放弃所谓“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联合各党各派，开放民众运动以共赴国难，希望两广推动中央政府出兵抗日、避免和中央对立。蒋介石为了对付两广事变，召开了五届二中全会，在会上指责救国会的公开信是站在共产党的立场上向他蒋某人示威。冯玉祥当即说：“这封信我早知道，没有什么不对嘛！”蒋介石敏感地追问：“你是从哪知道这封信的？”“是王昆仑告诉我的。”蒋介石转向王昆仑，疾言厉色地问：“王昆仑，你是怎么知道的？”王昆仑十分镇定地说：“这封公开信早就送到了报馆，我是听他们说的。”蒋介石不无讥讽地说：“那你一定也看过了共产党的《八一宣言》了吧？”王昆仑不疾不缓地反问：“岂止是我王昆仑读过《八一宣言》，蒋委员长您不是也读过吗？”王昆仑的犀利大胆震惊了四座，蒋介石气得拂袖而去。

1936年8月25日，中国共产党发表了致国民党书，阐明了中国共产党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而蒋介石却扣而不发。王昆仑为“唤醒国民党中枢诸负责人员”，向冯玉祥、孙科等人通报了中国共产党致国民党书的内容。心直口快的冯玉祥在蒋介石召开的例会上当面质问蒋：“为什么不把中国共产党致国民党书向中委转达！”蒋介石惊讶消息的走漏，当他得知又是王昆仑对冯玉祥说的，很想借此发难：“又是你王昆仑！你又是从哪里得到这样的消息的？”王昆仑不慌不忙地说：“我是从法国出版的中文报纸《巴黎时报》上看到的。”答案出乎蒋介石所料，恼怒中他愤愤地说：“堂堂的国民党候补中委，为什么专看外国报？”王昆仑再次反问：“中山先生亲自制定的国民党党章有没有规定国民党员不允许看外国报纸？”蒋介石张口结舌无言以对。

这一年，王昆仑奉命护送革命女作家丁玲赴北平，顺路拜访了秦德纯、阎锡山、韩复榘等地方实力派，向他们宣讲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精神，希望他们放弃个人私利，一致对外。王昆仑支持孙晓村、曹孟君等筹组南京救国会，并为全国性的救国会在上海胜利召开暗中出力。上海救国会“七君子”被捕，南京的孙晓村、曹孟君被捕，史称救国会“九君子”。王昆仑为营救宁沪两地被捕的救国会“九君子”四方游说，八方求援。时逢西安事变发生，国民党爱国将领张学良、杨虎城在西安扣押了前来部署“剿共”的蒋介石，并通电全国，提出八项主张。事变发生后，中共中央正确地分析了当时错综复杂的政治形势，确定了和平解决的方针，并派周恩来、秦邦宪、叶剑英等前往西安参加谈判。蒋介石被迫接受联共抗日的条件。在西安事变期间，王昆仑根据党的指示，在国民党的上层做工作，力促和平解决。以西安事变为契机，遂开始了国共两党的公开和谈。为此，周恩来等共产党人赴杭州、上庐山、到南京数度和蒋介石谈判，王昆仑在南京见到景仰的周恩来，并应周的要求，继续做孙科的工作。1936年 11月，王昆仑和孙晓村在张继的支持下，帮助南京救国会在中央饭店公开举行南京各界援助冯玉祥、方振武领导的绥远前线抗日将士大会。何香凝、柳亚子等都到会签了名。之后，中共领导人周恩来、叶剑英、秦邦宪、潘汉年等曾到成贤街无锡同乡会驻地看望过他。

 

（三）

1937年7月7日全面抗战爆发后，王昆仑投身于抗日救亡的大潮中。他仍做冯玉祥等人的工作。9月，王昆仑和潘汉年陪同出狱不久的救国会“七君子”之一沈钧儒，由上海专程到南京，参加南京各界救国会联合会成立大会。会后，他们又陪沈钧儒从南京到无锡，住在王昆仑家中多日，共商国是。这期间，他们在无锡师范大礼堂和锡师附小大礼堂，举办无锡暑期学术讲座，先后请孙晓村、曹孟君、李公朴、沙千里、薛暮桥等作报告和讲演，掀起无锡抗日救亡热潮。同年12月，南京沦陷。王昆仑随国民党政府的迁移，来到了武汉。第二年年初，他同沈钧儒、邹韬奋、陶行知等联名发起创办《全民抗战》三日刊，特别是为徐州突围和武汉保卫战编写了不少宣传、鼓动文章。

1938年，日军在台儿庄等战役惨败后调整部署，调集华北方面军、华中派遣军共30万兵力，南北夹击徐州。李宗仁率60万大军，在徐州地区与日军展开会战。王昆仑、曹孟君等人在完成了临沂、台儿庄等地的难童救护之后，又赶到徐州参加会战，抢救战火中的难童，几次险些丧生。回到武汉之后，他写下了数篇徐州战场之行的见闻。后来，中共党员,公开身份为电影女演员的陈波儿首先在女青年会的座谈会上,提出赶快到各战区去抢救难童的建议,得到大家的拥护。与此同时,抗日救亡团体救国会中未公开身份的中共女党员曹孟君、安娥、徐镜平、朱涵珠、刘清扬和杜君慧等人也互相联络,多方奔走,筹划尽快抢救难童。她们的想法立即得到了邓颖超的支持,邓颖超指示说:把力量集中起来，好好干。于是，战时儿童保育会，由共产党倡导，国共合作，有各界爱国人士参加的中国妇女界的救亡团体成立了。邓颖超考虑到国共合作的大局和工作的顺利开展，委托史良、刘清扬、沈兹九三人去请宋美龄出面领导保育会。宋美龄欣然同意。

王昆仑在周恩来的领导下为中国共产党工作，及时地报告国民党上层的各种动向。后来，周恩来曾说过：“国民党上午开会，我们下午就知道了全部情况，其中之一就是王昆仑同志报告的。他是立了大功的。”

在武汉失守前夕，王昆仑同抗战中从事妇女、儿童工作,早在1925年就已经加入共产党的曹孟君女士结婚。武汉三镇沦陷，王昆仑偕曹孟君西去重庆，一住就是8年。在这期间，王昆仑除继续担任原职外，还兼任了中山文化教育馆总干事，中苏文化协会常务理事等职，并同侯外庐、翦伯赞等主编了《中苏文化》杂志。王昆仑把孙科任会长的中苏文化协会办得有声有色，真正成了山城人民了解苏联的一个窗口和加强中苏友谊的文化纽带。在纪念“高尔基逝世三周年”的大聚会上，王昆仑发表论文指出：“我们今天纪念一个外国的伟大作家，也和我们纪念自己的文学大师屈原、杜甫、白居易、施耐庵、鲁迅一样，第一件事是不可忘记自己现实的任务。高尔基曾经用他那坚强锋利的铁笔扫荡过帝俄封建的余孽和一切苏联革命的敌人，我们中国的文艺战士唯一的任务也只是如何铸成一支坚强锋利的铁笔，扫荡我们中华民族的敌人———吃人的日本强盗!我们中国的文艺战士应当配合中国抗战建国的路线，努力建立一个独立自由平等的国家。” 王昆仑是国内著名的红学家，他在重庆期间撰写的《红楼梦人物论》，是最早试图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来研究《红楼梦》的一部专著。起初陆续发表在抗战期间曹孟君主编的《现代妇女》杂志上，共19篇。这是王昆仑对红学研究的重大贡献，曾得到毛泽东同志的赞许和支持。

1939年底，蒋介石发动了第一次反共高潮，国共两党的关系猝然紧张起来。这次反共高潮的特点是：在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进行军事攻击的同时，在所谓的国统区——主要是陪都重庆制造文化摩擦、逮捕迫害中共地下党员和爱国民主人士，查禁书刊、查封书店等。王昆仑采用借古喻今的笔法，写下著名的雄文《论抗争的五月》（原载于1940年《中苏文化》杂志地8卷第5期），这篇文章从历史的角度赞扬了中华民族不可战胜的精神，给坚持抗战的军民以精神激励。

1941年1月，蒋介石冒天下之大不韪，下令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掀起抗日战争期间的第二次反共高潮，在政治上、军事上向共产党展开了进攻。为了适应当时形势和革命工作需要，王昆仑在中共代表周恩来的支持下，与王炳南、许宝驹、屈武等在重庆发起组织“中国民主革命同盟”(简称“小民革”)，在国民党内部坚决主张抗战到底，反对倒退，反对分裂。中国民主革命同盟是一个不公开的秘密政治组织，有较严密的组织纪律。同时，它又是一个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既有中共党员参加又有民主党派成员参加的团体，因此它也是一个统一战线性质的组织。在成立会上，王昆仑、许宝驹被推为主要负责人。王炳南代表中共参加，起了重要的桥梁作用。

关于组织的名称，成立时起名为“中国民族大众同盟”，一年后改为“中国民主革命同盟”，简称为“民革”。嗣后，为了与李济深、何香凝等同志于1948年1月在香港成立的“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也简称“民革”)相区别，1949年6月新政协筹备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后，“中国民主革命同盟”一般被通称为“小民革”。中国民主革命同盟的任务主要是，积极贯彻中国共产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努力促进国内团结，把国民党中愿意进步的人，尽量争取到抗日统一战线中来，坚持抗战、坚持团结、坚持进步和争取民主、自由。特别是利用它的成员在国民党内部的地位和置身敌人内部的有利条件，把工作重点放在争取国民党内政治倾向较好的上层人士，对国民党反动派进行分化瓦解工作。同时，它还在国民党内部进行深入的了解，向中共党提供国民党内部各方面的情况。中国民主革命同盟受其性质、任务和成员的限制，没有固定的活动地点。王昆仑等考虑到盟员的身份，以及能经常碰头开会的特点，把活动地点相对固定在中苏文化协会王昆仑家、许宝驹所在的中国实业银行、领事巷10号康家公馆、阎家老店等。在这期间，王昆仑除了担负中国民主革命同盟的组织和领导工作，还及时地把国民党上层的动态，蒋介石集团的动向，以及有关苏联方面的情况报送给中共南方局，为党做了大量的工作。

“皖南事变”后的一段时期，重庆的政治空气很沉闷。为此，中共南方局找到王昆仑等人，希望寻找一种政治形式，给政治空气异常沉闷的重庆注入一些活力。王昆仑通过和一些媒体分别交换意见，打算组织一个经常性的时事座谈会。这就是民主同志座谈会的缘起。参加座谈会的人以国民党上层人士为主，也可邀约教育界、工商界的上层人士。参加第一次座谈会的基本成员有：王昆仑、邓初民、高崇民、阎宝航、许宝驹、于振瀛、甘祠森等14人。由于参加座谈会的许多人具有较丰富的政治经验、较渊博的知识、较广泛的社会关系，所谈内容都不是空泛无味的，有些见解很有特色。1943年，王昆仑与谭平山在民主同志座谈会的基础上又筹备成立了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这是以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为理论基础的组织，是一部分国民党爱国民主分子的组织，也是其后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的一个组成部分。蒋介石获悉王昆仑在这样的政治组织内担负主要负责人，非常恼怒。

1945年5月5日至21日，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在重庆复兴关(原名浮图关) 举行。蒋介石以正统和抗战功臣自居，借全国实行宪政之名，要求各省市的党、团、参议会一律移归给国民政府，以实现他的独裁统治。在审议军事报告时，身穿白色西装的王昆仑站起来连提三条质询：“1．抗战已经八年，前线军民流血牺牲，西北大后方却屯兵数十万，为什么不开出去打日本？2．中国是盟国之一，现在盟军正在大举反攻，我们却连遭败绩，政府对协同盟国作战，有无周密计划？3．第十军军长方某，在衡阳兵败被俘，只身回渝，招摇过市，据说是负有特殊使命，被敌方有意放回来的，现在道路传言，报章争载，也希望军事当局有个明白回答，以释群疑。”王昆仑的质询是在全体代表面前揭蒋介石的秃疮，激起了会场的轩然大波。在会场的喧闹声中蒋介石怒冲冲地走到大会主席台前，气急败坏、声嘶力竭地骂道：“你王昆仑是不明真相，还是蓄意攻击？你污蔑我方军长，就是污蔑我们全体抗日将士……你现在是国民党的中央委员，你公然在国民党的大会上，替共产党说话，你像国民党的代表吗？……简直是共产党的代表！……你王昆仑吃国民党的饭，在家里暗通共产党，你以为我们一点都不知道吗？”失态的蒋介石无法控制自己，大骂了一个多小时。台下的特务们应声围攻王昆仑，台下有些人乱哄哄地叫嚷：“王昆仑，你身为党国官员，究竟为谁张目？”“他在作共产党的传声筒，轰他下去!”“把他拉出去枪毙!”接着，场外还有人朝天鸣枪。王昆仑不慌不忙、义正词严地大声说：“我为谁张目？我为全国四万万同胞张目！为中华民族团结抗战夺取最后胜利而呼号！你们是什么人？要枪毙我？好啊，有种走上来！”王昆仑正气凛然，昂首走出了会场。这件事轰动了整个社会。于右任老先生曾有诗云：“十年中委无人知，一骂成名天下闻。”大会最后一天选举，王昆仑的名字从候补中央执行委员候选人的名单中被勾去了。

（四）

1945年秋，抗日战争胜利。8月28日，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秦邦宪等代表中共中央赴重庆同国民党谈判。王昆仑等组织中苏文化协会成员热烈欢迎。8月31日，毛泽东还专门会见并宴请了柳亚子和王昆仑，就时局同他们交换了意见。当周恩来向毛泽东引见王昆仑时，毛泽东紧握他的手连声说：“久闻大名，久闻大名……”王昆仑与毛泽东彼此相识在北京大学。王昆仑在北大读书，毛泽东恰好在北大图书馆工作，当时虽无交往，但彼此知道。继而因双方政治立场和观点的差异，在报刊上展开争论。王昆仑作为西山会议派的代言人曾撰文反对共产党，而毛泽东作为共产党的代言人曾著文公开批评过王昆仑的观点“举起你的左手打倒共产党，举起你的右手打倒帝国主义”（见《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以后，身为国民党立法委员的王昆仑却在共产党最困难的时候，要求加入共产党，毛泽东作为共产党的领导人当然知道和首肯。特别是毛泽东对王昆仑在国民党上层为共产党做的特殊贡献知道得很清楚。另外，毛泽东认真读过王昆仑的《红楼梦人物论》，在对红楼梦的研究上，两人很有共鸣。所以“久闻大名”的含义是毛泽东对王昆仑知之甚深。

第二天下午，毛泽东特地在自己的住处——桂园会见了王昆仑和“小民革”的同志。毛泽东征询大家对重庆谈判的看法，王昆仑担心毛泽东的安全，首先发言说：“对蒋介石其人，我还是了解一些。他这次邀您来是不会怀好意的。……从我切身的体会来看，蒋介石是不可信的，他三次电邀您来重庆谈判，是不得已而为之，并非出自诚意。因此，我认为和谈是没有希望的；即使谈成了，国民党当权派也不会给共产党实权的。”毛泽东说：“中共的决心下定了。这就是不管困难多大，一定要和谈成功，只许成功，不许失败。我们‘苟能求全，不惜委屈’。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因为人民需要和平，人民需要团结。中国今天只有一条路，就是和，和为贵，其他一切打算都是错的！至于我个人的安危，昨天下午我在特园看望张澜、鲜特生两位先生作了长谈，两位先生都有不相信蒋有和平诚意。张先生指出，蒋在表演鸿门宴，是假戏。我说，我们就来他个假戏真做，让全国人民当观众，看出真假，分辨是非，这出戏就大有价值了。”会谈中毛泽东多次以《红楼梦》来借古喻今，还亲切地对王昆仑说：“我读过你的《花袭人论》和《晴雯之死》，很有新意，是反我们校长和胡适先生的。”王昆仑惊讶自己在抗战时期的重庆写的文章，远在延安的毛泽东居然读过。毛泽东指着周恩来说：“他回延安的时候，给我带回了不少精神食粮，其中包括你的文章。我认真读了，希望你继续写下去。”晚上，毛泽东在红岩村宴请大家后谈兴未尽，又将王昆仑、许宝驹、屈武留下，一直谈了个通宵。毛泽东回到延安后，对中共其他领导人说：“‘小民革’的同志对党的政策理解得透，理解得深。”

抗战胜利后不久，中国民主革命同盟的中央领导机构从重庆迁到上海，在中共的领导下，继续开展斗争活动。当时，蒋介石撕毁《双十协定》，执行其内战政策，向人民解放区发动反革命战争。中国民主革命同盟把反内战、反独裁，从国民党内部瓦解其反动统治，作为自己的工作重点。王昆仑历任国民党政府立法委员、国民党候补中央执行委员，以及中山文化教育馆总干事、中苏文化协会常务理事等职。他以自己的社会交往和历史关系，为争取和团结国民党上层人士和其他爱国民主分子，积极掩护和营救被捕的中共地下党员和进步学生，做了大量工作。

1947年下半年，国内战争形势根本转变，人民解放军由战略防御转为战略进攻，进入解放战争阶段。在这期间，蒋介石集团对爱国民主人士加紧进行迫害。根据形势的变化和革命工作的需要，中国民主革命同盟的部分负责人离开了国统区，从事反蒋斗争。许宝驹、曹孟君、金仲华等前往香港。早在1946年9月，冯玉祥为摆脱国民党反动派监视， 以“赴美考察”之名出国。王昆仑、曹孟君等到上海公和祥码头热情欢送。一年多之后，王昆仑也申请“出国考察”，于1948年1月带了女儿王金陵和赖亚力、吴茂荪等人一起去了美国。

在美国，他同冯玉祥联系密切，积极协助冯玉祥在旅美华侨中开展一系列反蒋民主活动。1948年6月，王昆仑接到唐明照转达“周公”的指示：“解放战争即将胜利结束，希望冯先生和昆仑转道回国，参加第一届全国政协会议的筹备工作。为安全起见，请冯先生和昆仑父女分别由水陆两路到东北跟香港的一批民主人士会合。”王昆仑借口赴欧洲旅游，偕爱女王金陵离美赴欧，踏上回国的征途。

1949年初，北平宣告和平解放。王昆仑偕女儿王金陵由满洲里入境，乘车直达沈阳，与香港来的民主人士会合；2月25日王昆仑一行35人乘专车到达北平，周恩来等到车站欢迎，旋即下榻北京六国饭店。周恩来曾先后三次同“小民革”的同志们亲切谈话，他充分肯定“小民革”在中国人民革命过程中所起的政治配合作用，明确指出：“我们重视‘小民革’，是着眼于它的政治作用这一点上。”同时，也指出了“小民革”今后的任务和做法。讲到“小民革”未来的任务可以参与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的建设事业，也可以参加到其他政党———乃至于民间团体中去。但中心任务是学习，而学习是以政治科学为主，成为各个团体中政治的推动者，与党配合工作。为此，王昆仑和“小民革”的主要领导人经过多次磋商，决定结束该盟组织，并于1949年9月17日在中南海勤政殿举行的新政协筹备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正式宣告中国民主革命同盟结束。王昆仑又以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简称民联）负责人的身份，与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简称民促）、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简称民革）等组织，商组成立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

1949年9月15日，王昆仑参加筹备并代表“民联”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当选为全国政协常委。开国总理周恩来在组阁时再三斟酌，想请王昆仑出任外交部副部长，做外交方面的工作。王昆仑感谢党组织的信任，但他认为自己不适合做外交部工作。他坦诚地对周恩来说：“总理，我没有外交方面的工作经验，还是委任更合适做这项工作的同志当外交部长的助手吧！”周恩来试图说服王昆仑，可王昆仑详细剖析了自己的条件，完全从工作出发。周恩来为王昆仑大公无私的精神所感动，若有所思地说：“那你当不管部部长吧！”谁都知道中国是不设不管部的，可王昆仑真的成为了“不管部部长”。这是由他的理论水平、学识修养、政治身份所决定的。

新中国成立伊始，百废待兴，而所有的工作中“人”的工作（统战工作）是最最重要的。当时的各民主党派，联系着各界人士，联系着散落在社会的组织资源、经济资源和文化资源。而八个党派之首是民革，民革影响其他党派。因为民革联系的对象是原国民党的军政人员，包括350万人的国民党政府公职人员，800万军职人员。把这些人安置、教育、改造好，是建设新中国最为重要的一环。因此，毛泽东、周恩来都非常重视民革的工作。王昆仑恰好是民联的发起人，民联、民促、民革合并后，他当选为民革中央的一名领导。

1949年11月，中国国民党民主派在北京召开联合会议，民革、民联、民促和国民党其他爱国民主分子四个方面的代表一同参加了这次会。会议要解决的根本问题是：联合后的民革应是什么性质，由哪些人组成，侧重哪些工作。与会代表多是孙中山的信徒，有些人坚持“三民主义之理论仍为今日中国之正确指导理论”；有些人认为民革发展组织的原则应以中层为主，吸收进步人士，一些起义过来的国民党高级将领属于反革命阵营，不可与他们为伍；有些人认为全国大部分地区都已经解放，过去所做的策反工作可告一个段落。在争得面红耳赤互不相让之际，王昆仑支持李济深的意见，一锤定音：组织路线服务于当前的政治任务。不要机械决定谁好，谁坏，要看到人是会变的。当前策反工作还是重要的，四川、云南等省还没有解放。这次民革大会圆满地完成组建任务。在民革的组织总纲上明确写道：“确认革命的三民主义之发展在现阶段已与新民主主义汇流，并愿为建设新民主主义的人民共和国而奋斗。”王昆仑在这次会上当选为常委，并兼任民革中央宣传部长。

 

（五）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之后，王昆仑被任命为政务院政务委员。1953年，兼任全国社会科学各研究会联合办事处（简称“社联”）副主任。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后，历任一二三四届人大常委会委员。1955年起，担任北京市副市长，直至“文化大革命”。在这一时期，他以饱满的政治热情，积极勤勉地参加新中国的政权建设，政绩卓著。1956年，王昆仑作为民革中央宣传部长，倡议民革中央创办一份公开发行的报纸——《团结报》。报社成立后他亲任报社社长。这是当时民主党派唯一的报纸，为宣传爱国统一战线，广泛团结各界人士，发挥了充分作用。

首都北京，是新中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作为分管文化卫生的副市长，王昆仑卓有成效地领导了古都北京的文化建设工作。他根据北京古文物、古建筑特别多的特点，主持制定了《北京市文物保护工作意见》，确定并公布了文物保护名单，作出了关于在工农业建设中保护文物的指示，并对孔庙、国子监修建，圆明园遗址饲养乳牛问题，周口店龙骨山公共设施、绿化、交通秩序问题，拆除先农坛内钟楼、京西城子山无梁殿，维修西山灵光寺画像千佛塔，黄花城公社修水库要求拆除城墙等，及时有效地进行批示和协调解决。尤其是关于明十三陵考古试掘一事，他根据国务院批复意见，经过多次调研论证，并请郭沫若等国内著名专家实地考察，制定试掘定陵的方案，陪同宋庆龄副主席视察定陵。

1950年和1952年，王昆仑两次去看望著名国画家齐白石，第一次是随陈毅同志一起去的。任北京市副市长后，他频繁接见文艺界知名人士，与他们交知心朋友，共谋首都文化艺术发展大计，助推文化事业发展。他先后接见的文化界、艺术界人士有梅兰芳、马连良、吴祖光、新凤霞、夏衍、白杨等。在率北京市慰问团赴北大荒慰问知青期间，他专门看望了落难于此的丁玲女士。1961年10月10日，王昆仑召集外地来京剧团座谈。参加座谈的有山西晋剧团、陕西阿宫碗碗腔演出团、福建泉州木偶剧团、天津市京剧团、浙江省绍剧团等主要领导和著名演员。他还与廖沫沙一道接见演出京剧《海瑞罢官》的演员。与此同时，他亲自处理北京市租书摊点上反动、淫秽、荒诞等违法书刊，解决东方红剧团排练用房，加强私人钢琴、舞蹈、戏剧补习班的管理，以及批准成立北京书法研究社、北京棋艺研究社，批准创办小型通俗艺术刊物、小型专业报纸，使北京的文化社团、专业剧团和群众文化呈现出一派健康、繁荣景象。

王昆仑不仅有效领导了北京的文化艺术事业，还倾注了充沛的热情致力个人文化创作活动。1964年1月18日，他与钱昌照、翁文灏等人座谈毛主席诗词，发表了不少独到的见解。创作的大量诗词，散见于各种报刊，在国内外颇有影响，并留下不少书法墨宝。他还与女儿王金陵合编昆曲剧本《晴雯》并公演。他主持首都文艺工作，身体力行，平易近人，倾听文艺界人士意见，组建专业剧团和文艺社团，在不少领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其作用是不可低估、不可替代的。

解放之初的北京，卫生状况很差，医疗条件也很落后。王昆仑履职之后，为改变首都的卫生状况，殚精竭虑、夙夜勤劳，城市卫生状况发生根本性变化。1955年5月，他在北京市委卫生处的支持下，反复研究，在东城区南池子建立北京市急救站，确定电话号码是55局5678，便于群众记忆。而后在一些有条件的市级大医院配备急救车。接着，又在有条件的边远县，增设急救车辆，初步形成全市急救网络，解决了危重病人的及时抢救问题。1956年1月28日，王昆仑对北京市中医情况及今后工作意见作了批示。是年2月17日，又批示北京市爱国卫生运动计划纲要。此后，北京市人民委员会办公厅转发市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通知，重点检查市级单位卫生情况。4月6日批示对精神病人的管理问题，7月10日批示解决本市无照行医问题。7月27日又发布北京市人民委员会关于预防食物中毒的通知。这一年连续批示5个文件，使北京市的卫生工作走上正常轨道。为了把北京市的卫生工作推向深入，他向上海、天津两城市发出开展京津沪三市卫生竞赛活动的倡议，提出每年夏秋季节开展卫生友谊竞赛大检查活动，受到兄弟城市的热烈响应，卫生检查工作在竞赛中扎实开展。1959年建国十周年前夕，他又带领市爱国卫生委员会着力解决占用马路和便道堆物压料影响市容的顽疾。北京城多是老式四合院的住宅和一些破旧低矮的住房，很多地方没有下水道和排污设施。特别是城区关厢附近的坑洼地带，垃圾成堆、污水成沟，入夏时腐臭难闻，蚊蝇成团。他和市爱委会同志深入调查，因地制宜采取针对性措施，或疏通，或填埋、平整、绿化，或建造人工湖美化，使首都卫生面貌为之一新，受到了国务院、中央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的表彰，一度被外国来访者赞誉为无蝇城。1961年9月以后，王昆仑兼任中国红十字会副会长。

王昆仑还积极参与一些外交活动，以增进与友邦的感情和友谊。1956年，他率中苏友好代表团访问苏联，交流两国社会主义建设情况，访问成功地构建了两国友谊的桥梁。1960年11月24日国家对外文委党组推选王昆仑为中柬友协会长，两周后，他率中国潮剧团访问柬埔寨，王昆仑一行在吴哥等地参观访问。1964年5月23日，陈毅副总理在北京接见了柬埔寨王家国会代表团，王昆仑参与接见并陪同该团到外地参观访问）。这些外交活动加强了中国和苏联、柬埔寨等国家的交往，发展了双边友谊。

此外，王昆仑心系农民疾苦，主动关心农村和边疆的工作。1964年秋，他遵循周总理的指示，取得市领导的支持，和市里干部一起到通县张家湾村参加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即“四清”运动），他化名王秋力，以一个普通队员的身份，分配在第十生产队。这里有50多户人家，是一个条件差、经济穷的回民聚居村落，他与村民一起抢救粮食，建桥铺路，与农民同吃同住，帮助打扫场院、掏厕所，积极劳动。对孤苦无依、疾病缠身的老农，他亲自送医送药，嘘寒问暖。全村人都把他当作亲人长者，亲切地称他“王大爷”。他也把这里当作自己的“第二故乡”。他还提议开办青少年文化活动站，亲自为文化站书写诗词，摘录英模事迹，捐书送画，并请通县文化馆定期送书下乡，培训文艺骨干，帮助排练歌舞，借调新片放映，丰富农村文生活。1965年秋，王昆仑同志指导青年学习写作，合写文章在北京日报发表。农民自编自演的诗歌联唱《张家湾镇农村新气象》选拔到市里参加文艺会演。演出时，彭真、王昆仑等领导上台接见，照片登上北京日报。王昆仑常说，忘不了生他养他的家乡，更忘不了教育他锻炼他的第二故乡。

1965年12月，北京市人委决定，组建3个慰问团赴黑龙江、内蒙和宁夏慰问支援边疆建设的北京知识青年。王昆仑主动请缨带团去黑龙江北大荒。1966年初，慰问团行程近万里，所经过的有宝泉岭、北京庄、八五0、八五一、八五二、八五三、友谊、虎林、兴凯湖、密云等20多个农场和分场，还去了一些生产队。每到一处，慰问团都出席上千人的欢迎慰问大会，并走乡串队和知识青年座谈。他转达首都党和政府及人民对知识青年的关怀和期望，赠送慰问品和慰问信，参观农场的一些工厂、学校、商店、礼堂、医院，看望当年参加大会战的英模、老职工家庭、知青的宿舍、食堂，了解他们的生产生活情况。还登上了小兴安岭，看深山老林伐木场所，去边防前沿，访王震将军所倡导的正在发展建设中的卫星城农场，并在雁窝岛和兴凯湖与那里的知青们欢度新春佳节。他代表慰问团勉励北京知识青年继承老一辈革命传统，争取在新的一年获更大成果。回到北京他向万里汇报工作时说，知识青年在北大荒开发边疆的同时，还捍卫了祖国的北大门。

“文化大革命”风云起，王昆仑在劫难逃。运动之初，以彭真为首的北京市委和市府受到极大的冲击并遭至瘫痪，王昆仑仍在坚持工作。为保护颐和园免遭破“四旧”摧毁，他努力说服红卫兵手下留情，使这一著名园林得以保存。全国各地红卫兵来京串联，正值夏秋时节传染病多发之际，王昆仑成天在外检查全市接待站的卫生和防疫工作，不敢有丝毫懈怠。在一次接见红卫兵的天安门城楼上，毛主席与王昆仑不期而遇，毛主席对他说：“红楼梦要继续研究下去。”未及详谈，毛主席被康生借故引走，此事成为王昆仑的终身遗憾。

著名作家老舍先生投湖自尽后，王昆仑忍受心中悲痛，受周总理之托去慰问老舍夫人胡絜清。不久，这场“文革”风暴也降落到王昆仑身上，先是家中被“破四旧”抄家，接着他的战友与伴侣曹孟君过早辞世，而后被江青点名逮捕，投入秦城监狱，身陷囹圄长达七年之久。在狱中，他坚持学习，坚信真理、坚守信仰，表现了一个革命者的执着精神和高贵品质。但精神和身体受到了严重摧残。直到1975年3月28日，他在周恩来总理的亲自过问下方才得以恢复自由。

 

（六）

1976年10月 “四人帮”被粉碎后，王昆仑在向中央申述落实政策的同时，把主要精力投入到拨乱反正的工作中。

1977年10月，经中共中央决定，原八个民主党派分别宣布正式恢复活动，“文革”期间所组建的联合领导小组随之撤销。12月，民革临时领导小组成立，王昆仑为三位召集人之一。1978年3月10日至11日，王昆仑在友谊宾馆主持座谈会，听取地方民革同志对恢复工作的意见，他在会上重点讲了正本清源、拨乱反正的意见，对民革工作的开展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1979年10月，在民革举行的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王昆仑当选为民革中央副主席。之后，全国政协五届二次会议上，他当选为全国政协副主席。1981年4月民革中央主席朱蕴山逝世，同年9月10日在民革五届中央常务委员会举行的第十一次会议上，王昆仑被推选为民革中央代主席，并在同年12月25日的民革五届二中全会上当选为民革中央主席。在民革中央任副主席、主席的六年中，王昆仑领导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做了大量工作：

揭露“四人帮“罪恶行径，拥护共产党正确领导。1980年11月20日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开庭公审林彪、江青集团案的十名主犯。在公审期间，民革中央部分副主席、常委和各委负责人，分批到特别法庭旁听。12月，在特别法庭上，王昆仑扶病出庭作证，强烈控诉江青、康生等迫害革命干部、民主党派和爱国人士的罪行。拨乱反正后，王昆仑一如既往地支持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1981年6月28日，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六十周年，王昆仑发表了题目为《共产党引导我们前进》的文章。

反对分裂言行，促进祖国统一。1979年元旦，全国人大常委会发表《告台湾同胞书》，殷切期望早日实现祖国统一，共同发展建国大业。王昆仑作为民革中央负责人，非常关心祖国统一大业，撰写诗文，发表谈话，呼吁台湾和海外的老同事、老朋友，响应伟大祖国的召唤，为实现国共第三次合作，共同为统一祖国、振兴中华的历史伟业而竭尽全力地工作。1981年 9月11日民革中央和民革北京市委员会举行中秋茶话会，邀请前不久从台湾驾机起义归来的黄植诚，从台湾辗转回到祖国大陆定居的许敬参、梁容若及早年驾机起义的孙志强、徐廷泽、唐世耀等，共度中秋佳节。1981年4月5日，台湾国民党十二大通过了“贯彻以三民主义统一中国案”和发表反共“宣言”，蒋经国在会上重申他年初的声明，决不谈判，亦不通商、通邮、通航。 4月14日《人民日报》刊登了民革中央主席王昆仑的文章《以“三民主义统一”之名，行反共拒和分裂之实》（图）。9月30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叶剑英向新华社记者发表重要谈话，进一步阐明关于台湾回归、和平统一的9条方针政策，建议举行两党对等谈判，实行国共第三次合作。民革中央代主席王昆仑发表谈话，拥护叶剑英的重要谈话。

牢记中山精神，秉承民革传统。1981年9月25日民革中央委员会在北京全国政协礼堂举行报告会，隆重纪念辛亥革命70周年。10月12日民革中央在人民大会堂举行茶话会，招待来京参加辛亥革命70周年纪念活动的国内外来宾。茶会由王昆仑主持，廖承志、胡厥文、刘澜涛、李维汉、王首道等及各民主党派负责人、有关人士共五百多人出席茶话会。1982年8月26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全国政协联合举行大会，缅怀廖仲恺先生、纪念何香凝先生逝世10周年。民革中央主席王昆仑发表纪念文章，题为《中国革命派的光辉旗帜》。1984年7月9日民革中央孙中山研究学会在北京正式成立。6月17日民革中央在京举行宴会，招待参加黄埔军校建校六十周年纪念活动的部分海内外黄埔军校校友和有关人士。为纪念孙中山逝世60周年，1985年3月11日，民革中央在京委员及民革北京市委会负责人等一百多人，前往香山碧云寺中山纪念堂瞻仰孙中山先生衣冠冢。1985年 6月11日民革中央向黄埔军校同学会第一次会员代表大会发出贺信，热烈祝贺大会隆重开幕，并向出席会议的全体代表和海内外黄埔同学致以亲切问候。

重视刊物发行，开拓宣传阵地。十年动乱中《团结报》被迫停刊。在王昆仑等人的努力下，1981年2月29日复刊，对开四版，暂定为双周刊。同年5月2日《团结报》开始在国内公开发行。1982年10月2日《团结报》改为每周出版，版面由四版扩充为八版，并向海外发行。《团结报》作为宣传爱国统一战线的舆论工具，广泛团结各界人士，发挥了重要作用。1985年 2月16日《团结报》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华全国台湾同胞联谊会、《中国建设》杂志社和《台声》杂志社一起，联合主办新春同乐会，在北京民族文化宫向台湾广播。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副主席、抗日将领郑洞国向台湾老同学、老同事、老朋友问好拜年。为了贯彻政策、互通情况、交流经验、推动工作，1985年1月30日民革中央出版内部刊物《民革工作》，从第一期起，《民革工作》按期发至各地民革基层支部，供广大党员阅读。

不忘祖国灾难，崇尚民族精神。1982年日本文部省篡改日本侵华历史，8月14日民革中央领导分别发表谈话，以亲身经历强烈谴责这种无视事实，无视中国人民感情的卑劣行径。1985年，7月6日，在“七七”抗战48周年前夕，民革中央及民革北京市委会组织当年参加“七七”抗战的原官兵和部分抗日将领，抗日烈士的亲属，前往卢沟桥，瞻仰“七七”抗战遗迹，凭吊抗日殉难烈士墓，并参观了卢沟桥纪念馆。 8月2日由民革中央宣传部、全国美协展览部联合主办的“纪念抗战胜利40周年8人书画联展”在中国美术馆开幕。参加书画展的王遐举、卢光照、许麟庐、肖劳、周怀民、秦岭云、黄苗子、潘素八位老年书画家都是民革成员。

关心知识分子待遇，推动祖国教育事业。1982年5月10日民革中央向民革各省、市、自治区委员会发出通知，决定对成员和所联系人士中的高级知识分子和中年业务骨干有关落实知识分子政策的情况和问题进行一次调查。为积极恢复因十年动乱而瘫痪的教育，为提高全民文化、技能素质，1980年，民革中央鼓励各地民革办学。1982年，民革中央组织部统计，两年多来，各地民革单独举办的业余学校共33所，学员2.4万多人；由民革地方组织与其他单位合办的有29所，学员5000多人。1985年4月27日民革中央在京举行教育体制改革座谈会，邀请出席人大、政协会议的民革党员中的部分教授、专家和其他长期从事教育工作的同志，讨论教育体制改革问题。1985年按照民革中央常务委员会第六次会议的建议，经北京市成人教育局批准筹办的北京中山学院成立，并于当年7月6日在民革中央会议室召开第一次董事会。

联络、怀念革命朋友，也是王昆仑这一时期的重要活动。1979年后，他撰写了多篇回忆宋庆龄、何香凝、冯玉祥、蔡元培、柳亚子等爱国民主人士的文章，宣传他们的爱国思想和行动。在国内外影响很大。

1985年，83岁的王昆仑因病住进医院，与邓颖超同志为邻，两人回忆往事，增添不少乐趣。邓颖超出院前夕，书赠“多年战友，数日芳邻”。王昆仑看后写《口占赞邓颖超同志》七言绝句一首：“巾帼英流济世才，舍生忘死佐恩来。古今伉俪谁堪比？马列高峰亦壮哉！”这也是他的绝笔之作。

1985年8月23日，王昆仑因病逝世。就在他仙逝后第三天，8月26日，中共中央组织部下达了恢复王昆仑同志1933年至1950年党籍的文件，党龄从1933年起连续计算。胡耀邦、叶剑英、邓小平、赵紫阳、李先念、陈云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献了花圈。8月31日，彭真、习仲勋、王震、杨尚昆等领导人和首都各界人士以及他的生前友好约500多人参加了在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举行的遗体告别仪式。

王昆仑逝世后，无锡人民非常怀念这位既是国民党元老，又是共产主义战士的著名政治活动家。1987年，中共无锡市委和无锡市人民政府为纪念这位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著名的政治活动家、无锡人民的好儿子，决定将他青少年时期经常居住、读书并进行革命活动的太湖别墅七十二峰山馆，辟为“王昆仑故居”，故居横匾由邓颖超亲笔题写。故居内的“王昆仑生平事迹展览”，同时对外开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