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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昆仑与孙中山革命学说的传播-----纪念孙中山诞辰150周年征文

时间:2016-12-27 [ ] 浏览次数:

  王昆仑早年追随孙中山先生投身民主革命,在内忧外患的动荡年代,积极探索救国救民的道路。青年时代的王昆仑服膺孙中山的三民主义,认真钻研,努力践行,在反帝反封建的斗争中叱咤风云。他后来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依然注重孙中山学说中革命精义的阐发,用以团结民主进步人士,为民族振兴、国家富强、人民幸福而共同奋斗。

  

  • 从迷茫到觉悟

 

  王昆仑投身革命、探求真理,从迷茫、徘徊到觉悟、奋进,历经重重曲折。

  辛亥革命风雷激荡,最终推翻了延续千年的封建统治,建立中华民国,这让少年王昆仑对孙中山产生了由衷的敬仰,深信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是照亮民族独立自强之路的明灯。1917年夏,王昆仑中学毕业,以优异成绩考入北京大学预科,正逢科学、民主的新思潮在大学校园里涌动、扩散。五四运动爆发,王昆仑毅然打出大幅标语,走向天安门前,满怀激情参加游行、演讲,到东交民巷递交抗议书,去赵家楼火烧曹汝霖住宅。之后,他积极联络进步学生,建立民治主义同志会,创办名为《民生》的刊物,开展一系列抨击军阀统治、倡导社会变革的爱国学生运动。从名称就可以看出,青年王昆仑立志以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为指导,以改造社会、造福民众为己任。

  在“挽留校长(蔡元培)”、“驱逐彭氏(教育总长彭允彝)”的行动中,为了争取各地学生的支持,王昆仑作为学生运动领袖之一,被推举为代表前往上海寻求声援。1922年12月的上海之行,实现了王昆仑积贮心中已久的一个愿望,在上海租界莫里哀路寓所,见到了他衷心景仰的孙中山先生。他前后三次拜望孙中山,报告北京学生运动的情况,当面请教开展革命斗争的策略。其中第二次见面,与孙中山有较长时间的交谈,当谈到在北京发展国民党组织时,王昆仑表达了加入国民党的意愿,孙中山当即表示同意,让他直接找国民党总部的负责人谢持、张继,履行入党手续。就这样,王昆仑成为由孙中山亲自批准入党的国民党员,这对他“一生所走的道路,起了决定性的影响”。

  回到北京后,王昆仑动员民治主义同志会的全体同志都加入国民党,在北京教育界建立起第一个国民党组织。并把一批有政治抱负的进步学生团结在自己周围,经常在一起学习、讨论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建国大纲》等著作,开始把眼光由单纯的学生运动转向二七惨案后逐步掀起的工人运动。1924年秋冬,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成功,邀请孙中山北上共商治国大计,孙中山本着“共筹统一建设之方略”的精神,抱病北上。王昆仑得知这一消息后,积极奔走于各大专院校,发动群众做孙中山的后盾。经过争取,他成为孙中山北京办事处的工作人员,直接在中山先生身边工作。短短几个月时间,亲眼目睹孙中山抱病为国操劳、终于沉疴不起、立下遗嘱乃至灵柩停厝西山碧云寺的整个过程,对孙中山的政治理想和伟人品格有了更为深切的认识。

  孙中山去世后,国民党各派争夺领导权的斗争加剧,各派政策和思想的分歧走向公开。风云变幻之际,王昆仑对革命的前途深感忧虑,面对沉沉雾霾,他陷于迷茫和彷徨之中,一度步入思想的歧途。1925年11月,国民党部分中央执委、监委在北京西山召开一届四中全会(史称“西山会议”),通过反苏、反共、反对国共合作的多项议案。王昆仑接受了西山会议派的一些思想观点,也参加其组织的某些活动。与此同时,孙科在上海发起成立孙文主义学会,与西山会议派遥相呼应,打出反共的旗帜。王昆仑协助创建孙文主义学会北京分会,并成为分会的实际负责人。不过,尽管王昆仑此时受到国民党右派的影响,对苏俄式的社会主义革命采取抵制态度,但他始终信奉孙中山的学说,坚定地想把孙中山倡导的国民革命进行到底。他的书房里,正中一直挂着孙中山的大幅遗像,两边是他手书的对联:发奋读书,努力革命。

  在北伐战争推进到沪苏浙一带时,王昆仑受国民党元老吴稚晖、蔡元培等人的影响,一度赞成“分共”、“限共”。但在四一二事变之后,他目睹国民党抓捕、杀戮大批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的血腥场面,十分震惊。而各派力量为争夺权力而翻云覆雨、勾心斗角,也促使他对党国上层政客的品行产生疑问。王昆仑开始反思国民党领导集团的政治倾向和组织路线,认为国民党四分五裂的格局,是那些打着孙中山旗号、但实际背叛了三民主义的叛徒一手造成的。为此,他于1928年2月发起成立再造社,准备通过再造活动挽救国民党,主张试行孙中山提出的“选举、罢免、创制、复决”四权,推动国民党的党内民主建设。然而,此时的王昆仑,还是把重振国民党的希望寄托于胡汉民、孙科等元老人物和“太子派”。

   直到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国民党高层又一次进行重组,国际国内局势发生新的转折。王昆仑通过一段时间的理论学习,更多接触到马克思主义,更深刻地认识当时中国的社会状况,从而促使他决心“去发现新的革命、新的人生”。1933年初,他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从此翻开了他革命生涯新的一页。

  

  • 在论辩中阐发

 

  在王昆仑看来,近代中国革命运动要解决三个基本问题,或者说要完成三项中心任务,即“对外争取民族的独立与世界民族的平等,对内争取人民的民权自由与民生安乐”。而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包含了民族生存、政治民主和人民生活“三大范畴”,符合“历史的法则”,正是实现三项中心任务的指导理论。近代以来,围绕中华民族摆脱面临的危机,不同政治派别、政治人物提出过多少主义,发动过多少运动,在当时发生过或大或小、或促进或促退的作用。但即使是具有局部改进意义的一些主张,也因为“经受不住时代洪流的试炼而归于流产、消亡”,唯有孙中山的学说切合于中国民主革命的实际。王昆仑对于孙中山革命学说的宣传,始终扣住民族、民权、民生三个基本问题加以展开。

  在改组国民党的过程中,孙中山审时度势,“推进新策略,团结新力量,培养新干部”,又提出“联俄、联共、扶助民工”三大政策,使三民主义理论更具革命实践的指导意义。这三大革命政策的确定,既“承继了中国民族革命精神的传统”,又顺应“现代世界民主政治的思潮”,赋予“三民主义在新时代的新内容”,从而推动中国革命运动跨入新的发展阶段。王昆仑全面接受孙中山“新理论政纲”,他倾力加以阐发的孙中山的革命学说,正是“以坚决革命贯彻到底为精神”的新三民主义。

  为共和民主而战。推翻帝制,建立共和,实现人民民主,是孙中山为之毕生奋斗的事业。进入民国以后,保卫共和铲除专制、追求民主反对独裁的斗争一刻也没有停息。王昆仑反复引述孙中山的论说:“今日之患,非患复辟者,正患假共和之名心复辟伪共和者”;“诚不忍中国之民主政治有名无实,浸假并其名而亡之”。他大声疾呼秉承孙中山先生一贯坚持的革命立场,“以真共和与假共和宣战,以真民主与假民主宣战”。面对军阀毁法祸国,更迭为乱,败坏共和政体,王昆仑主张遵循孙中山的宣言,坚持北伐, “消灭军阀之祸乱”,改变“打倒一个大皇帝,产生许多小皇帝”的军阀割据格局;同时努力“确定中华民国的组织之根本大法”,以法制保障权由民授,同时也“使代表民意之国会能自由行使职权”。三民主义革命者只有以革命的方式,打倒民族公敌,力排艰难险阻,才能实现“自己所理想的国家”,即“包容全民族人民所共有、共治、共亲的国家”。

  民族自卫和抗争。近代以来,老大中国遭受到列强各国的残害,它们把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强加给中国人民,“近百年的中国史年年日日记载着帝国主义的巧取豪夺”。为此,孙中山对民族主义的阐发,突出了反抗帝国主义这一主旨。王昆仑在论述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时,也重在警醒国人认清帝国主义的侵略本性,团结一心开展反帝斗争,争取民族的独立和平等。面对帝国主义无空不入的侵略行径,中国人民的反帝斗争,必须超越义和团充满“封建性神权色彩的农民反帝运动”,超越简单抵制洋货的盲目反帝运动,从“直觉的广泛的爱国运动”,转向于“理智的有组织的革命运动”,在孙中山革命学说指导下,集结自卫和反抗的力量,形成“现代国家全民联合、具有政治引导中心的运动”。在日本帝国主义悍然发动侵略战争的情况下,王昆仑又把坚持三民主义与坚持抗战联系在一起,在不同的场合、以不同的方式,大力宣传全民抗战,呼吁对内“团结民族力量”,对外“联合平等待我之民族”,“用血和火写出中国民族抗战史”,在抗战中实现民族的独立和国家的强盛。

  以伟大的人民力量为基础。在孙中山的革命学说中,革命的目的是要造福民生,而革命成功也必须依靠人民。王昆仑说,“只有中山先生真看到了中国被压迫人民的痛苦,尤其是看到了当时中国传统的革命精神饱藏在下层的勤劳大众”之中。因此,遵循孙中山的理论,就要“以民主的方式组织他们,使他们为自己和为民族的利益而加入革命的营垒,共同战斗”。无论是反对专制独裁,还是抵抗帝国主义侵略,只有依靠革命理念,“领导有群众基础的革命力量”,斗争才能坚决,才能持久,才能“不怕打击,终于贯彻到底”。而是不是服务民众、依靠民众,也正是民主与专制、革命与反革命的分野所在。作为三民主义的革命者,必须深入民众,唤起民众,使“农工兵学商联合起来”,发动和推进“民族大众的民主革命运动”。在争取抗战全面胜利的战斗中,更需要团结民众、教育民众、“保卫民众的利益”,“以革命政权与革命人民之坚强合作为第一条件”,使自卫、革命、建设都汇入“中国近代民族解放运动的大洪流”。

   对于孙中山三民主义理论的阐发,王昆仑紧密联系各个时期的社会实际,与揭露帝国主义侵华阴谋、抨击反动军阀黑暗统治、痛斥叛徒国贼和独裁者相结合,写下了大量的政治评论,其思路清晰,重点突出,文笔酣畅,饱含着很强的战斗性、鼓动性。

  

  • 高擎团结的大纛

 

  从1920年代末起,王昆仑就开始系统研读马克思主义著作,接受社会主义革命理论。1932年春他积极争取并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历来对他的评价是:这一时期的王昆仑“在思想上逐步完成了由爱国民主主义向共产主义的转变”。但在这期间和之后,王昆仑依然高举孙中山三民主义的旗帜,继续不懈地宣传孙中山的学说,这是因为,其时国民党仍为有实力的执政党,集中了相当一部分政治精英,这样做可以更好地团结国民党高层人士,影响国民学内部的力量平衡和决策;而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也仍然是民主主义革命的重要指导思想,为各界人士所信奉,在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中仍有其重要的指导意义。

  团结国民党内进步力量。王昆仑坚持三民主义和三大政策,得到国民党左派的支持。他在国民党内不是以背叛者、反对派的身份出现,而是代表着崇奉真理、坚持原则的一派人士。与此同时,王昆仑作为孙中山亲自批准的入党国民党老党员,与国民党的一批政治元老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坚持孙中山的革命学说,比较容易得到他们的认同。所以,无论是吴稚晖、居正、谢持、张继等元老人物,还是太子派中的年轻知识分子,王昆仑都与之保持密切的联系。对可能影响决策的高层人士和地方实力人士,则分别晓之以民族大义和民生要义,从而团结更多的人靠拢民主革命。特别是推动国民党下决心全面抗战,王昆仑起到了特殊的作用,包括朱家骅、陈立夫、陈果夫都受到他的影响。抗战后期,由王昆仑发起,联络国民党内上层爱国民主人士,成立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更进一步实现了国民党内民主派的大联合。

  团结社会爱国民主团体。1932年加入共产党以后,王昆仑创办南京读书会,团结一批青年志士,包括中共秘密党员,开展马克思主义的学习和宣传。不仅如此,为了更加广泛地团结和影响各界进步青年,在日本军国主义加紧对华侵略的大背景下,王昆仑又积极推动成立各种类型的抗敌救国会,包括南京妇女界救国会、南京文化界救国会、南京职工救国会、南京学生界救国会等,并加强与沪宁线各城市救亡团体的联系,凝聚抗日救国的民众基础。作为这些爱国团体的灵魂人物,王昆仑主要是以民主主义的思想理论为指导,分析时事形势,协调开展学习、讲习、文化传播和爱国救亡宣传活动。活动中涌现出一批抗日救国和民主革命的青年才俊,也为全民族抗日统一战线的建立,充实了有生力量。

  促进国共团结合作。孙中山的三大政策本身包含着国共两党联合合作的基本思想,三民主义构成北伐、抗日——国共两度合作的思想理论基础。尽管在公开发表的文字中,王昆仑几乎从不正面论述“联共”,而是以容纳“五四后成长起来的革命新青年”、组织发动“劳苦工农大众”等,隐约地指代与共产党的团结合作,但他通过对孙中山力主团结北伐的历史回顾,在国民党高层展开工作,促使一些元老人物销解对共产党的敌意,逐步接受联共抗日思想。特别是皖南事变后,王昆仑根据周恩来的指示,组织中国民主革命同盟,成为一个以共产党员为核心,团结部分国民党左派和爱国民主人士的统一战线组织,并联络其他民主党派,在国民党统治区开展坚持团结抗战、争取民主自由的斗争,挫败了国民党防共、限共、溶共的政策。在这期间,王昆仑还担任中苏文化协会秘书主任,主持《中苏文化》组稿、编辑、出版工作,宣传中苏友谊;在中共代表团赴重庆谈判时,他邀请毛泽东参加庆祝中苏同盟条约签订大会,都对巩固全国和国际抗日统一战线起到积极的作用。

  新中国建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时期,王昆仑继续满怀热情地宣传孙中山的宏大理想,努力推动祖国的和平统一。他先后发表多篇文章,缅怀宋庆龄、何香凝、冯玉祥、柳亚子等民主人士,多次发表文章和谈话,呼吁台湾当局遵照中山先生“天下为公”、“顺应潮流”的遗教,国共促膝相商,共竟统一大业,始终高擎孙中山的旗帜,期望合作谱写祖国统一、民族振兴的历史新篇章。(文/汤可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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