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研究】孙中山历史地位再探讨

　　近百年来，孙中山研究始终是海内外学术界最为关注的热点之一。有关孙中山生平事迹与思想理论的研究成果，可谓是汗牛充栋。笔者检索相关的研究成果后发现，论述孙中山生平事迹、思想理论、实际交往等方方面面的文章数以千万计，但从总体上对孙中山历史地位进行全面评价的文章却似乎并不多见。著名历史学家刘大年先生说“孙中山先生是集革命实行家与思想家于一身”。笔者就从“革命实行家”与“思想家”两个方面对孙中山的历史地位进行探讨。

　　作为“革命实行家”的孙中山

　　孙中山在历史上的地位，首先是革命实行家。从革命实行家的角度来评价孙中山，不同的政治势力或者集团对孙中山有不同的评价，最主要的有以下三种不同的评价：

　　1.中华民国“国父”

　　之所以称孙中山为“中华民国国父”，是因为他领导了辛亥革命，推翻了在中国持续了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主义制度，建立了中华民国。

　　1925年3月21日，孙中山在北京东城区铁狮子胡同的临时行辕因肝癌去世，享年59岁。孙中山逝世的消息传开，立即形成了一个全国性的追悼高潮，各种党派、各种团体以及各界人士或者发来唁电、挽联，或者写诗词悼念孙中山，统计起来，唁电、挽联、诗词等数以万计，形成了对孙中山的一次大规模的集中评价与歌颂。

　　这些唁电、挽联、诗词，对孙中山的称呼，既有称“总理”“大元帅”“帅座”“大总统”等实际职务的，也有称“先生”的。其中也有相当多的一部分称孙中山为“国父”“元勋”“元良”“元首”“慈父”“导师”“革命领袖”“革命之父”“柱石”“长城”“革命鼻祖”“国民革命领袖”“中国革命领袖”。据笔者的粗略统计，其中称孙中山为“国父”的唁电就有数十份之多。例如，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的唁电说：“国丧慈父，人失导师，川沸山崩，莫可比况，哀痛同深。”广东大学学生会唁电说：“天厄苍生，丧我国父，痛哉！”江西永新旅沪学生会唁电说：“惊悉国父噩耗，同仁等悼痛弥深。”琼崖改造同志会唁电称：“天胡不吊，丧我国父，北望燕云，哀痛无已。”吴铁城的唁电说：“天厄苍生，夺我国父。”老巴刹书报社唁电称：“天祸中国，丧我国父。噩耗传来，悲恸欲绝。”浙江嘉兴国民会议促成会唁电说：“中山先生为革命领袖，民国国父，国民会议导师，噩耗传来，同深北恸。”范迪林唁电称：“从此，民失国父，党失导师，悲念及此，无任怆悼。”芜湖狮山雅各中学唁电称：“中山先生为我民国国父，噩耗传来，全校哀悼。”旅沪安徽公学唁电称：“昊天不吊，夺我国父，四万万人痛绝欲死。”彭亨直凉华侨唁电称：“惊闻国父薨逝，薄海同哀。”广州新学生社一中支部唁电称：“胡天不吊，夺我国父。”上海工商学会唁电称：“国父虽死，国父永生。国父之主义未去，国父之主义万世不朽。”象山县各公团追悼孙先生大会筹备处唁电称：“中山先生，民国之父。”泗阳县追悼孙中山先生大会筹备处唁电：“国父逝世，中外悲痛。”江西省九江美以美会男女学校医院唁电称：“嗟国父之遽殒，复相勉以追承。”安徽省立第二农校唁电称：“好天不吊，丧我国父，完成伟绩，责在后死。”浏阳追悼孙中山筹备处唁电称：“天祸中华，夺我国父，友邦敬吊，薄海同悲。”循军司令严德明等唁电称：“痛闻总理薨逝，丧我国父，悲惨曷极。”张一志唁电称：“国父云亡，悲悼弗胜。”陈其业、陈其采家族的唁电称：“国父崩殂，群众针悼，努力继志，责属后死。”由此可见，称孙中山为中华民国国父，可以说是当时各界人士的一种比较普遍的认识，这也是孙中山国父名称的最初来源。

　　孙中山逝世后，蒋介石在国民党内迅速崛起。由于蒋介石在国民党内资历比较浅，他为了对付党内老资格的胡汉民、汪精卫等人，必须紧紧抓住孙中山的旗帜，把自己极力打扮成孙中山的忠实信徒。为此，蒋介石在1927年建立南京国民政府后，采取了一系列尊崇孙中山的措施，如推行总理纪念周，所有党政军机关团体学校等每个礼拜要搞一次总理纪念周，背诵总理遗嘱等。在全国各大中城市建立中山公园、中山纪念堂、中山学校、中山路等。1940年3月，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以本党总理孙先生倡导革命，手创中华民国，更新政体，永奠邦基，谋世界之大同，求国际之平等，光被四表，功高万世。凡我国民，报本追远，宜表尊崇。”中常会因此一致通过如下决议：“尊称总理为中华民国国父。”随即由国民政府通令全国一体遵照执行。1949年国民党当局撤退到台湾后，在台北建立了一座国父纪念馆。在蒋氏父子控制台湾时，孙中山始终是无可置疑的“国父”。遗憾的是，随着近年来岛内台独势力的日益膨胀，对孙中山这位“国父”日益冷淡，“国父”地位也有岌岌可危之势。

　　2.“东亚被压迫民族之良师”

　　如果从东亚乃至从亚洲历史的角度来考察，那么，孙中山的历史地位又有不同的说法。

　　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不仅结束了在中国持续了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主义制度，在古老的亚洲大陆尝试建立了第一个资产阶级的民主共和国，所以，所以孙中山也是当之无愧的亚洲共和之父。

　　辛亥革命在古老的封建帝国——中国率先爆发，在封建王朝遍立的亚洲产生的影响是巨大的，对朝鲜、越南、缅甸、印度、印尼、菲律宾等当时已经沦为东西方殖民地的国家的有志之士的影响尤其巨大。孙中山的民族主义思想为这些国家的志士提供了强大的思想理论武器；另一方面，这些国家的革命志士把中华民国当作他们可以依靠的对象，孙中山、黄兴、陈其美等重要革命领袖与朝鲜、越南等众多亚洲殖民地民族的志士结下了深厚的友谊。所以，在亚洲各国民族民主革命志士心目中，孙中山无疑是东亚乃至亚洲的革命的精神领袖与导师。

　　朝鲜被日本吞并后，朝鲜志士恢复祖国的革命活动一直得到孙中山为首的中国革命党的支持与同情，双方建立了十分密切的关系。1919年4月，流亡在国外的朝鲜志士在中国上海成立了大韩民国临时政府。1921年10月，大韩民国临时政府代理国务总理兼外务总长申圭植奉其大统领之命携带国书到广州拜访护法军政府大总统孙中山，双方进行了亲切友好的谈话，孙中山说：“先生系我老同志，辱蒙远道过访，至为感谢。此次复以韩国国使资格，相会以堂，尤所庆幸。”申圭植对孙中山说：“圭植自辛亥年亡命来华，适逢中国革命，遂入同盟会，追随我大总统，参加第一次革命。其意盖谓中韩两国革命同样重要，中国革命成功之日，即韩国独立解放之时。圭植不才，愿效包胥申，作秦廷之泣也……今幸我大总统组织护法政府，维护天地正气，重整国家纪纲，鄙国临时政府闻讯，莫不额手称庆，咸谓中国统一有望，东亚曙光已启。故特命圭植南来趋粤，晋谒我总统，访问我护法政府诸公，以表崇高敬意。并拟请贵政府正式承认鄙国临时政府，在平等互惠之立场上，援助鄙国复国运动。”孙中山答复说：“中韩两国，同文同种，本系兄弟之邦，素有悠远的历史关系，辅车相倚，唇齿相依，不可须臾分离，正如西方之英、美。对于韩国复国运动，中国应有援助义务，自不待言……一切实力援助，须待北伐计划完成以后，届时当以全力援助韩国复国运动也。”1924年11月17日，孙中山在接见朝鲜志士吕光先时，还勉励他：“少年的朋友，望你努力去为革命奋斗。”孙中山逝世后，韩国青年同盟会在唁电中说：“中山先生手创中华民国，力主民族平等，为中国革命领袖，为东亚被压迫民族之良师。同人等平日钦慕先生之人格，赞仰先生之主义，并切藉倚重望。此次不幸遽然长逝，噩耗传来，曷胜痛悼！谨此奉吊，并祷诸位节哀奋励，贯彻先生之主张，则东亚革命幸甚！”侨居北京的韩国人李天民、张如在唁电中说：“痛哭、叩头、流血，大声高呼东亚之革命父母中山先生。呜呼！革命之目的未达……大中华民国大元帅中山先生千古流芳，万邦共泪。”大韩革命党临时代表李天民、李社隐等的唁电称：“中山先生逝而中山先生主义不逝，应由诸位先生之热诚而重为之倡明矣。复恳诸位先生加宽抑，节哀省悲，努力前途，到达目的，岂非东亚幸甚，世界幸甚耶？……今不幸遭革命导师中山先生之逝世，在强权、公敌虽云万幸，于吾等则实如丧考妣也。”

　　越南早期民族民主革命领导人潘佩珠，早年受康有为、梁启超鼓吹的改良主义思想影响很深。1905年，潘佩珠到了日本横滨，与孙中山进行了两次长谈，孙中山痛斥君主立宪之虚伪，潘佩珠受到启发，“胸中含有一番改弦易辙之动机，则自此始”。1912年孙中山领导的中华民国成立后，潘佩珠毅然将越南维新会改组为光复会，提出“取消君主立宪，建立民主共和”的政治纲领。孙中山逝世后，潘佩珠写了一副挽联：“志在三民，道在三民，忆横津致和堂两次握谈，卓有真神贻后死；忧以天下，乐以天下，被帝国主义者多年压迫，痛分余泪泣先生。”越南另一革命志士潘是汉在孙中山逝世后所发的唁电中十分沉痛地说：“我侪所戴为平民革命之父师者竟溘焉，弃吾侪去矣……是汉身为亡人，迹在韬晦，弗克上京赴哀，谨呈挽联一副聊表挚忱。乞为代达于平民革命之父师之灵前，感且不朽。”

　　孙中山对印度革命党的影响也很大。印度的民族主义者相信：“孙中山能做的，印度也能做。”孙中山告诉《字林西报》记者：“印度之革命党恒来中国求教于中国革命党。”例如，多年在印度革命党内负责宣传工作的建新先生，他曾经在日本东京、中国上海等地多次拜会孙中山先生。他十分推崇孙中山，说孙中山是“亚细亚洲的精神领袖”，孙中山兼备“孔佛耶三者之人格”。

　　孙中山对印度尼西亚的革命者也有影响。1945年6月1日，印度尼西亚的苏加诺在“独立准备调查会”会议上说了这么一段话：“我在十六岁在泗水荷兰中学读书的时候，我受到一个向我讲课的社会主义者阿·巴尔斯的影响。他说：‘不要信仰民族主义，而要信仰世界人道主义。不要存有一点点民族主义的意识！’那是1917年的事。但是，在1918年，感谢真主！另外一个人提醒了我。这就是孙逸仙博士！在他的著作《三民主义》中，我受到了教育，揭破了巴尔斯教给我的世界主义。我的心，就从那个时候起，在三民主义的影响下，深深地树立了民族主义的思想。”

　　由此可见，东亚乃至亚洲殖民地国家的有志之士都是把孙中山当做“东亚被压迫民族之良师”“东亚革命之父母”“平民革命导师”看待的。这就表明，孙中山不仅是中国民族民主革命的领袖与导师，也是东亚民族民主革命的导师。正如著名学者陈锡祺所指出的：“孙中山的影响已超越了中国国界。孙中山为领导革命，曾奔走于世界各地，与亚、欧、美洲各界人士打过交道，结识了不少朋友。在几十年的革命生涯中，他着重致力于解决中国的问题，但同时又以深远的目光注视着亚洲和世界，尽可能给争取解放的民族以道义和物质的支持，并同世界上的进步力量合作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邪恶势力。这就使孙中山在世界上赢得了崇高的威望。特别是，孙中山在中国这个东方大国所做的探索和所开创的道路，为处境与中国相似的国家树立了榜样，本世纪亚洲一些民族解放运动的领袖，把孙中山视作自己精神上的导师，这决不是偶然的事。”

　　3.“伟大的革命先行者”

　　孙中山先生在其革命生涯中，干了两件大事，除了领导辛亥革命，还在晚年全力促成了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建立。

　　1924年1月，在共产国际、苏联共产党以及中共的帮助下，孙中山全力主持筹备改组后的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这次大会通过的《宣言》，对三民主义作出了符合时代要求的新的解释。关于民族主义，宣言指出其目的在使中国民族得自由独立于世界，有两方面之意义：一则中国民族自求解放，二则中国境内各民族一律平等。关于民权主义，宣言指出：“近世各国所谓民权制度，往往为资产阶级所专有，适成为压迫平民之工具，若国民党之民权主义，则为一般所共有，非少数者所得而私也。”“凡真正反对帝国主义之个人及团体，均得享有一切自由及权利；而凡卖国罔民以效忠于帝国主义及军阀者，无论其为团体或个人，皆不得享有此等自由及权利。”关于民生主义，其最要之原则有二：一曰平均地权，二曰节制资本。这个宣言将三民主义发展成为新三民主义，使之成为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政治基础。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建立，促成了第一次大革命高潮的到来。

　　中国共产党人一直把自己当做是孙中山晚年事业的继承者，对孙中山先生一直采取尊崇的态度。

　　1937年初夏全面抗战爆发前夕，毛泽东对前来采访的美国记者史沫特莱说：“我们都是孙中山的学生，我们是最坚决最忠诚地为实现三民主义中国而奋斗的。”我们“必须为真正实现革命的三民主义而奋斗，这就是说，以对外抗战求得中国独立解放的民族主义，以对内民主自由求得建立普选国会制、民主共和国的民权主义，以改善人民生活求得解除大多数人民痛苦的民生主义。这样的三民主义与我们的现时政纲，并无不合”。

　　新中国成立以后，对于原国民党政府建立的有关孙中山先生的纪念设施，包括中山陵、中山路、中山公园、中山学校（包括著名的中山大学）等均完整地保留了下来。在五一、国庆等节日，天安门广场竖立孙中山大型画像。1956年孙中山诞辰100周年之际，中央人民政府举行了隆重的纪念活动。毛泽东主席发表了《纪念孙中山先生》一文，热情歌颂了孙中山的丰功伟绩。文章写道：“纪念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纪念他在中国民主革命准备时期，以鲜明的中国革命民主派立场，同中国改良派作了尖锐的斗争。他在这一场斗争中是中国革命民主派的旗帜。纪念他在辛亥革命时期，领导人民推翻帝制、建立共和国的丰功伟绩。纪念他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把旧三民主义发展为新三民主义的丰功伟绩。他在政治思想方面留给我们许多有益的东西。现代中国人，除了一小撮反动分子外，都是孙中山革命事业的继承者。我们完成了孙中山没有完成的民主革命，并且把这个革命发展为社会主义革命。我们正在完成这个革命……孙中山是一个谦虚的人。我听过他多次讲演，感到他有一种宏伟的气魄。从他注意研究中国历史情况和当前社会情况方面，又从他注意研究包括苏联在内的外国情况方面，知道他是很虚心的。他全心全意地为了改造中国而耗费了毕生的精力，真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体将孙中山定位为“伟大的革命先行者”，是从中国新旧民主主义革命的继承性角度出发的。这个定位为后来的几代领导人肯定。在此基础上，后来的几代领导人对孙中山又有新的评价。

　　1996年11月12日，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在孙中山先生诞辰一百三十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指出：“孙中山先生是杰出的爱国主义者和民族英雄，是中国民主革命的伟大先行者。他在我国各族人民和一切爱国人士中享有崇高威望。”

　　1997年9月，江泽民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指出：“一个世纪以来，中国人民在前进道路上经历了三次历史性的巨大变化，产生了三位站在时代前列的伟大人物：孙中山、毛泽东、邓小平。”

　　2006年11月12日，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在纪念孙中山诞辰一百四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说：“纪念杰出的爱国主义者和民族英雄、中国民主革命的伟大先行者孙中山先生诞辰一百四十周年。孙中山先生对中华民族作出了伟大贡献，我们永远缅怀他为民族独立、社会进步、人民幸福所建立的历史功勋。”

　　作为“思想家”的孙中山

　　孙中山是革命实行家，却一生酷爱读书学习，思考问题，探寻中国革命与建设的道路与方案。他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也是读书学习思考的一生。

　　孙中山读书的特点是广博。他早年在致友人函中说：“文早岁志窥远大，性慕新奇，故所学多博杂不纯。于中学则独好三代两汉之文，于西学则雅癖达文之道（Darwinism）；而格致政事，亦常浏览。”孙中山一生广泛地阅读了中西方经典著作，特别西方各种学派的原著。孙中山为了研究社会主义，不仅与欧洲的各派社会主义领袖接触，而且广泛地研究了各派社会主义学者的著作。1920年1月，孙中山与北京大学学生领袖张国焘见面谈话时，孙中山对他说过如下一段话：社会主义的派别很多，马克思主义不过是其中的一派，他在欧洲的时候，与社会主义各派领袖人物都有过接触，各派的理论他也都研究过，他参酌了社会主义各派的理论，吸取他们的精华,并顾及中国的实际情形,才创立了三民主义。孙中山指着一个摆满英文书籍的书架对张国焘说：“我这些书都是讲社会主义的，你都可拿去看。”可以这样说，在近代中国的革命家、政治家中，孙中山是阅读西方经典著作最多的。

　　孙中山读书治学的第二个特点就是理论联系实际，从中国革命的需要出发来思考问题、研究问题。1919年11月中旬，孙中山在上海接见即将赴法国留学的张道藩等十余名青年人时，专门就中国海外留学生存在的问题提出批评，孙中山说：“许多留学生，好的只知道读死书，求知识；其次的，只学了外国学术的一些皮毛；再次的，只学得些外国人的生活享受和恶习；最奇怪的，是大多数都不知道过问政治。”孙中山对这批青年提出要求：“希望你们到外国去，不要以能读死书求得一点知识为满足。你们应该除了专门科目而外，随时随地留心考察研究各国的人情、风俗习惯、社会状况，以及政治实情等等。这些活的知识于你们学成归国之后，对国家、社会有很大贡献的。”这个谈话，实际上也是孙中山一生读书求学的经验之谈。

　　孙中山一生给后人留下了几百万字的著作，这是孙中山留给中华民族的宝贵精神财富。孙中山的著作，除了指导实际政治、军事、外交等革命斗争所产生的函电、谈话、文告、公牍、任免等以外，还留下了《五权宪法讲演录》《建国方略》《建国大纲》《三民主义》等专著，这些专著涉及政治学、法学、经济学、社会学、民族学等多个领域。孙中山与他的机要秘书邵元冲曾经就治学问题有过一次对话，邵元冲问孙中山：“先生平日所治甚博，于政治、经济、社会、工业、法律诸籍，皆笃嗜无倦，毕竟以何者为专治？”孙中山回答：“余无所谓专也。”邵元冲又问：“然则先生所治者，究为何种学问耶？”孙中山回答：“余所治者，乃革命之学问也。凡一切学术，有可以助余革命之智识及能力者，余皆用以为研究之原料，而组成余之‘革命学’也。”

　　这里最大的难题是如何来理解、定义孙中山所说的“革命学”？按照现在的知识体系，显然没有“革命学家”的称谓。那么，可不可以按照我们现在的知识结构，称孙中山为政治学家、法学家、经济学家呢？笔者以为，孙中山在上述学科领域均有重要建树，但要称他为政治学家、法学家、经济学家，也很可能一下子难以为大家接受，在此情况下，笔者以为还是笼统地称孙中山为“思想家”“理论家”比较妥当。

　　作为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思想家、理论家，孙中山有什么样的地位？可以从以下几个角度来考察：

　　第一，孙中山第一个提出了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的一整套方案与蓝图。

　　孙中山从兴中会、同盟会开始，就一直在思考中国未来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方案与蓝图。他创立的三民主义理论体系以及五权宪法理论，就是他为中国资产阶级共和国拟定的蓝图。

　　第二，孙中山晚年将他的三民主义发展成为新三民主义，提出了系统的国民革命理论，开启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第一个高潮。

　　第三、孙中山是中国模式（或者说特色）现代化道路的最早探索者。

　　孙中山先生出生在中国，又长期生活在欧美等西方发达国家，对中国与西方的历史与文化均有深刻的认识与理解。他认为，中国落后于西方是一时的历史现象，以中国的条件完全有可能在将来迎头赶上西方，甚至后来居上。所以，孙中山与那些盲目崇拜西方的学者政客完全不同，他一生的理论探索都是在立足中国的国情的基础上学习西方，探索中国特色的革命与建设道路。孙中山特别反感那些妄自菲薄言必称西方的黄皮白心人，他曾忧心忡忡地对友人说：有些中国人“不研究中国历史风俗民情，奉欧美为至上。他日引欧美以乱中国，其此辈贱中国书之人也”。

　　著名学者陈锡祺就孙中山思想的价值有如下的论述：“孙中山是一位伟大的革命家，也是一位伟大的思想家，他给后人留下了一份十分珍贵的思想遗产。目前已结集出版的孙中山的几百万字的著作，实际上是整整一代中国人为寻求救国真理而进行思考、学习、探索和创造的总结。孙中山一生都努力学习外国的先进经验，但同时又极为重视弘扬中华文化，振奋民族精神。他希望找到一条最适合中国国情，从而使中国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都得到迅速发展的道路，这是昨天和今天的中国人都必须面对和解决的问题。因此，孙中山的思想，在当时是指导中国革命的先进理论，在今天，对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也有着极为重要的启发意义，有不少值得我们借鉴和学习的地方。每当我们重新进入这个思想宝库进行探索的时候，都可以发现以往忽略或估价不足的珍宝。如果说，孙中山的名字已成为中华民族精神的一个伟大象征，那么，他的思想也已成为中华文化宝库的一个重要的有机组成部分了。”

　　众所周知，孙中山生前探索中国模式（特色）现代化道路的努力没有完全成功。他开创的事业为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所继承，经过中国共产党人艰苦卓绝的探索与奋斗，终于完成了反帝反封建的伟大历史任务，在1949年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中国模式（特色）现代化道路基本确立。改革开放以后，中国模式的现代化速度加快，中华民族的复兴进入了快车道。孙中山当年提出的“振兴中华”的口号正在一步步接近实现。回顾中华民族从沉沦到复兴的历史，中共中央高度评价孙中山先生在中华民族复兴历史中的特殊作用与地位，将他与毛泽东、邓小平确立为20世纪中华民族的三大伟人，这是十分正确的。

　　（转自团结报  作者系浙江省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研究员，民革中央孙中山研究学会常务理事，中华中山文化交流协会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