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高考

　　我在淮海农场参加了77、78两次高考，77年那次我铩羽而归，78年再次参考，终于获得成功。

　　1968年12月份«人民日报»发表«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的编者按语，其中引述毛泽东的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轰轰烈烈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就在全国范围内展开了。

　　随着这股洪流，1969年3月1日，我去国营淮海农场红卫分场三队务农。（69年11月整编为江苏生产建设兵团四营二十连）出发那天，沿着文化宫桥到西门桥的运河里，一条条铁驳运输船排成了长龙停靠在岸边，人们穿梭于跳板上，忙着把支农箱、被褥等生活用品搬上船，吆喝声、呼叫声不绝于耳。家中的亲人站在河岸上为我们送行。汽笛一声长鸣，船队缓缓起航，人们的情感闸门顿时打开了，船上、岸上哭叫声夹杂着锣鼓声此伏彼起，场面喧闹极了。可能年纪还小情商不高，当时我没哭，这一天离我十六周岁生日还有三个半月呢。此情此景仿佛就在昨天。船行速度很慢，船队抵达淮海农场场部所在地的六垛闸时，已经是3月4日凌晨。上岸后，我们坐上拖拉机，开行十多里到了落户所在地——红卫三队。

　　当时农场的生活条件比较艰苦。我们被安排住进了茅草屋顶的仓库，几十号人打统舖，一个挨着一个，刚入住有点新鲜感，正值春寒料峭时节，挤在一起倒还暖和。没多久，我们搬进了闲置的部队营房，睡上了双人舖。至于伙食就不太习惯了，下乡前在城里吃惯了大米，农场是产棉区，我们吃的是糙米与玉米碴混合煮的饭，或者是玉米糊放些山芋干煮成的稀饭，吃起来碜牙呛口，菜就更单调乏味，煮白菜、烧萝卜、咸菜汤，被同学们戏称为老三篇，吃饭只是充饥。随着生产发展，后来部分农田改种水稻，并且扩大养殖家畜家禽规模，于是我们才吃上大米，肉类食品也多起来了，生活逐步改善。

　　吃住将就些倒也罢了，干的农活可繁重啦。确实有一些农机，插秧机、康拜因等分担农活，但人工仍占有较大份额。暑天，烈日当头；冬天，寒风凛冽，我们面朝黄土背朝天，没完没了地修补地球。棉花、水稻从播种到收割过程中的农活没有一样没干过。比如说水稻吧，从晒种、浸种、播谷、育秧、起秧、挑秧、插秧、除草、喷药、施肥，直到收割、挑稻上场、脱粒、扬谷、归仓。真正体味到了“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的道理。特别是插秧、割稻以及冬天修水利挖沟渠时节，农活任务像大山一般压在身上。插秧每人一天半亩地，当然包括起秧挑秧；割稻每人一天一亩地；开沟渠每人一天掼十多个土方。身体强健手脚利索还不打紧，稍有不适动作缓慢内心焦灼煎熬那就不是滋味了。好在我们身上奔流着青春的热血，相互支持相互帮助成了我们克服困难完成任务的利器，大家肩并肩手拉手度过了那艰苦的岁月。

　　农场的管理比较严格，推行的是所谓准军事化管理。有一件事我记忆犹新，69年春，刚到农场不久，出工的钟声敲响，那天我动作迟缓了点儿，还有小半碗稀饭没喝完，老军工组长走进宿舍二话没说，一把夺走我的搪瓷盆子摔在地上，从没受到过如此委屈，眼泪禁不住夺眶而出，我哭了。好在副组长顾大嫂见状及时解劝，才让我走出尴尬的境地。七十年代初期那几年，白天干活已经很劳累，晚上还得经常上礼堂开大会接受说教，左倾思想膨胀的连队领导没完没了地宣扬阶级斗争论，真的难以忍受。更有甚者，搞什么深挖运动，把一些莫须有的罪名加在某些知青头上，把他们打入另册，监视其劳动、生活，迫使其写检查通关。现在的年轻人恐怕难以理解，但这就是当时的社会现实。好在不久这位领导调离连队，新任的领导善良且富有人情味。

　　艰苦的物质生活加上繁重的体力劳动着实让我们在广阔天地里锻炼了一番。精神文化生活的缺失倒逼我们从读书学习中寻找乐趣，补充精神食粮。文革期间，我家遭红卫兵破四旧，被抄走了整整三板车书籍文物，但还是留下来一些书，我挑了部分书籍装成一纸板箱带到农场，劳作之余没别的活动就读书。书的内容有点杂，记得有王力先生的《古代汉语》、艾思奇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唐诗宋词读本等，也有一些文学名著，如《复活》、《牛虻》、《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大部分都是文史哲方面的书籍。读书学习好似开启了一扇窗让我看到了五彩缤纷的外部世界，同时，文史哲方面的知识积累为日后的高考预先做了知识储备。所谓知识储备当然是日后的归纳，事先有哪位先知先觉能预知恢复高考制度。很庆幸，周围的同学大多勤奋好学，一有好书争相传阅，完后交流心得，意见不一就争个面红耳赤，这是我们的开心时刻，冲淡不少生活的苦味。我与同班的胡伟立同学住在一个宿舍。他求知欲旺盛，晚饭后，坐在床上，一只支农箱权当书桌，没有电，点上美孚灯就伏案读书，往往持续到深夜。他潜心读书的行为影响并感染着周围同学，大家纷纷捧起了书本。伟立通过多年的治学竟然成为江南大学的英语副教授，带起了硕士研究生。他还继承了长辈喜好藏书的优良传统，2016年被评为全国“书香之家”称号。这是后话。

　　从1970年开始，有不少知青通过参军、投亲靠友、工农兵上大学、病退、多子女照顾返城以及兵团招工等渠道相继离开了农场，原本热热闹闹的连队冷清了不少。对前途的迷惘情绪在留下来的知青群落中蔓延。就在这样的环境里，我仍旧做着我的大学梦。年少时常有父亲的同学来访，大人的交谈小孩不参与。他们在外间谈话，我在里间听得到。同学见面免不了说说自己的境遇，说说对时局发展的见解，对时光流逝的感叹，当他们回忆起大学生活时，意见高度统一，一致认为大学生活是一生中最美好的时光。说者无意听者有心，不经意间我懵懂觉得我也要上大学。1965年夏，我已从锡师附小毕业考入无锡市二中。8月正值暑假，我在巷子里玩耍，领居家大姐收到邮递员送来的大学录取通知书，当场拆封，得知被大学录取，即刻欢呼雀跃喜不自胜，家人围拢来笑逐颜开，邻居闻讯纷纷前来分享她们的喜悦，赞不绝口。接连两天，我亲眼见证了两位邻家大姐考取大学欢乐高兴的情景。争取上大学的念想在我心田播下了种子。理想很丰满，现实太骨感。虽说也有个别知青被推荐进了大学成为工农兵大学生，那可是凤毛麟角的个别人，幸运之神会降临到我的头上吗？

　　转机终于来了。1977年10月《人民日报》发文，恢复停止了11年的高考。接着，江苏省紧锣密鼓地展开了高考报名、初试及高考统一考试。真是初生牛犊不畏虎，我们好几位同学鼓足勇气，抱着试试看的态度一起报了名。从报名到初试仅有个把月时间，仓促上马，结果可想而知，初试就被淘汰出局。依稀记得考数学时，题目都理解不了，好似天书一般，题目看不懂更不用说答题了，试卷留下许多空白。走出考场不禁扪心自问：高考，我能行吗？周围人们的风言风语不时传到耳中来：初中生考大学不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吗？名头上我们是68届初中毕业生，其实我们初中一年级都没读完整。1966年《五一六通知》发布后，文化大革命就拉开了序幕。这时我们在读初一年级下半学期，5月底学校安排学农，我们去尤渡里蔬菜种植地劳动一周，等到回校已经是6月初。此时，学校广播站的高音喇叭反复播送着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的北大聂元梓写的大字报，总感觉到有点异常。谁知没过几天，校园里也出现了高年级同学撰写的大字报，内容都是批判老师的反动言行，再接着铺天盖地的大字报贴满了校园里的墙壁，文化大革命在学校着陆。记忆中期末考试没有进行，停课闹革命了，直到69年3月下乡务农。是啊，一个初中一年级都没读完整的我，有能力通过高考进大学吗？就此罢手还是继续努力，心中不免泛起阵阵涟漪摇摆晃动起来。

　　春节回无锡过年节，父母没有责备我，鼓励我继续学习，准备往后的高考。最为入耳入心的是父亲用亲身经历启发、引领我。原来，父亲年轻时几经周折才考入大学。1937年，抗战爆发，父亲正在高邮界首师范读书。随着日寇进军镇江、南京，形势变得紧张起来，学校只能往北搬迁，父亲未随学校搬迁，而是加入逃难大军向内地迁移，落脚汉口。在那里经笔试、面试考入邹韬奋先生创办的生活书店工作。到1938年武汉战事吃紧，生活书店西迁，父亲随书店去到重庆。生活书店非但是抗日反蒋的文化堡垒，也是热血青年工作、学习的好场所，父亲一面辛劳打工维持生计，一面刻苦学习，通过自学打下厚实的文化基础。1942年春在昆明，父亲先是考入西南联大先修班，成绩优秀，同年9月，被如今誉为“教育史上奇迹”的西南联大录取，就读于物理系。这一年父亲二十六周岁。经四年苦读，1946年毕业。父亲在那么艰苦的环境里，砥砺奋进的求学经历让我十分敬佩。七十年代的生活、学习条件总比三、四十年代强吧，我有什么理由打退堂鼓呢！况且上大学的梦想始终没有泯灭啊。

　　春节过后回到农场，我继续学习。这时的学习比77年高考前的学习更系统更有条理了。我找来初、高中的语文、数学等课本一章一节循序渐进地学。学习的重头当然是恶补数学，初一年级只是学过一些代数的基础知识，而平面几何、立体几何、三角函数、解析几何都是零起点。时间紧迫容不得浪费，我恨不能像夸父追日那样，与时间赛跑。一天劳作下来总有点疲倦，但我吃完晚饭就捧起书本攻读起来，直到深夜，这境况一直延续到高考。由于社会大环境的变化，也由于多年相处积累起来的情感，连队领导的管理也转向人性化了：对参加高考的知青网开一面，准许我们请个“病假”什么的，尤其是在78年高考前还特意放了我们半个月假，体现了对恢复高考的支持，对考生的关爱。

　　在学习应考的日子里，忘不了我们的学长潘金华。他比我们高三个年级，是68届高中生，下乡时和我同在一个组，78年时早被抽调到当地学校任教。他的数学功底了得，78年高考，他总分405分，数学单科考了满分100分。他知道我们这些小兄弟也在学习迎考，主动放弃休息时间，隔三差五来我们宿舍解疑答难，指导我们学习平几、立几、三角、解析几何等。他思路清晰，讲解浅白，非常容易领会，面对难题他庖丁解牛游刃有余，短短几个月，基本上把中学阶段的数学给我们拎了一遍，我们得益匪浅。可惜他英年早逝，每当我们同学聚会都会聊到他，大家都深深地怀念他。

　　自学确实难，一大堆概念、公式、定理需要理解掌握，时间长了有点枯燥单调。可我并不孤单，同班的华锦明、沈继根、宋士杰、陈保尔以及周剑源都在学习拼搏，跃跃欲试准备高考，我们是一个群体。每当学有心得，我们互相交流探讨，取长补短。几个章节段落学习之后，相聚在一起我问你答，你问我答，就此加深对重点难点的理解把握。那年，除了上工、吃饭、睡觉，余下的时光我们全身心投入学习，并形成浓厚的学习氛围。叶剑英元帅1976年的诗作《攻关》“攻城不怕坚，攻书莫畏难。科学有险阻，苦战能过关。”既是对我们的指引，也是我们学习过程的如实写照。

　　时光飞逝，1978年7月，我第二次走进高考考场。这一次比77年那次从容多了，经过半年多围绕着复习提纲的学习，有了一点底气。在选报志愿时，不得已填报了文科。这年，文科考语文、数学、历史、地理、政治五门课目，英语是加试课目，非英语专业不计入总分。五门课程单科每门100分分值，合计满分500分。高考那三天，每半天考一门，我考了三天。考场设在淮海农场总场，我的连队离总场十多里地，考试那三天自己骑自行车往返。如今每到高考日，见到考场外送考的老师、家长满满当当，心生无限感慨，时代不同了。印象中这次高考除去数学最后一题留下了空白，其余几门课程每题都做了答案。至于答案正确与否，那没有把握。也在脑子里估分但始终不得要领，只能漫长地等待。8月份考试分数公布，我的总分是340.5分，平均每门68分，数学不及格只考了53分。难能可贵的53分，假如没这53分铺垫我的总分会是几何？我加试了英语，反正成绩不计入总分，即使考砸也没啥影响。初中时的英语教师表扬我进步快，想不到这表扬培养了我对英语的兴趣，只可惜下乡后，零星学了点，长进不多。一考见分晓，英语仅考了可怜的38分。总分340.5分，自我感觉还不错，当然担忧也少不了，这点分能上本科线吗？又是漫长地等待。9月底，终于盼来日思夜想的大学录取通知书，我如获至宝，十分庆幸被录取在扬州师范学院中文系。后来才知道江苏省当年的大学本科文科最低录取分数线就是340分，真悬啊！古人说人生有三乐，金榜题名是其中一乐，能不乐吗？我多年的大学美梦一朝实现了！这一年我二十五周岁，和正常年代相比，我的入学年龄已经超过大学毕业生的年龄。我常常想，我与父亲的高考经历非常相似，是巧合抑或是天意？

　　在淮海农场度过了难忘的九年七个月，我从青葱少年步入青年人的行列。连队领导在我离开农场入学时特意为我办了一桌酒送行，我的感激之情一直存于心底。

　　去大学报到前回到家里，刚一坐定，父亲简单询问了入学报到时间，就递给我一支香烟，那是一支大前门牌子的香烟。父亲自己抽烟但不主张我抽烟，这是一次例外，而且是空前绝后的。父亲在家不苟言笑，递给我香烟表达了内心喜悦及对我的奖赏，内敛含蓄的父爱让我感动不已。而今，父亲已经离开我们多年，每忆及此，我的眼里常含着泪水。

　　独乐乐不如众乐乐，我上大学不久，就传来了伙伴们的喜讯。华锦明等同学都收到了大学录取通知书；潘金华学长考分较高，不知什么原因本科没录取进了专科，大家都为之惋惜。天道酬勤，不管怎么说我们的努力终有收获，我们敲开了大学之门，由此改变了自己的命运。

　　1977年恢复高考制度迄今已整整40周年，40年来我国高等教育事业突飞猛进地发展，近年来高校录取比例保持在惊人的70%以上。网上资料表明，1978年有610万考生参加高考，录取40.2万，录取比例为7%。两相对比，简直不可同日而语。千千万万知青正在读书求学期间，爆发了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学业就此中断。能通过77、78高考升入大学的寥寥无几，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是时代的幸运儿。

　　然而，我十分明了，单凭我一己之力，即使使出浑身解数，我的大学美梦定当不会实现。

　　感恩改革开放的大政方针，尤其是小平同志力挽狂澜、拨乱反正，英明果断恢复高考制度，不仅改变了几代人的命运，更重要的是为我国的发展和腾飞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感恩农场领导支持恢复高考，对参加高考的知青给予关心与包容；

　　感恩潘金华学长主动热情的帮助，指导我们在数学迷宫里寻找正确的路径；

　　感恩一起参加77、78高考的伙伴们，我们抱团前行，假如没有相互勉励汲取力量，单打独斗也许早就败下阵来；

　　感恩父母与家人无私的关爱，特别是在我陷入低谷时，及时指点迷津，激发我的斗志、鼓励我不断进步;

　　感恩在那难忘岁月里所有关心、支持、帮助过我的的人。

　　末了，许下我的心愿：愿我国的高等教育事业稳步持续发展早日赶超世界一流水平；愿在华夏大地上相对公平公正的高考制度不再中断。（文/许行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