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济深：领导民革为新中国的建立而团结奋斗

　　编者按：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也是人民政协成立70周年。在此重要的历史时刻，回顾民革和民革前辈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参与新中国建立和建设的历史，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和极强的现实意义。

　　为了更好地重温民革和民革前辈参与新中国建立的历史，继承发扬民革优良传统，加强思想政治建设，民革中央宣传部拟编辑出版《民革前辈与新中国的建立》一书，团结报团结网从书中摘取部分内容，近日陆续推出“民革前辈与新中国的建立”专栏，以纪念为新中国建立而竭诚奉献甚至英勇献身的民革前辈。敬请读者关注。

　　李济深（1885-1959），又名济琛，字任潮，广西苍梧人，民革创始人之一。1949 年后，曾任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民革第一至四届中央主席。第一、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第一至三届全国政协副主席。

　　1948年12月26日，河北平山县西柏坡这个小山村已经进入冬天，寒气逼人。中共中央领导人毛泽东正聚精会神地在军用地图前研究战场形势，全面谋划平津、淮海这两场关乎中国命运的大战役，全然忘了，今天是他55岁的生日。

　　这时，有人为毛泽东端上来一碗热气腾腾的面条，毛泽东这才如梦方醒。要知道，在生活极端艰难的西柏坡，面条可不是轻易就能享用到的。毛泽东忙完手头工作，正准备享用生日寿面的时候，中央统战部部长李维汉拿着一封电报走了进来。他笑容满面地对毛泽东说：“主席，好消息好消息啊！民革主席李济深已经顺利离开香港，北上解放区了！”毛泽东听后，十分高兴。要知道，李济深居于中共邀请北上的香港民主人士名单首位。他的北上，无意中成为了毛泽东生日的一个贺礼。

　　反对内战，筹建民革

　　1945年9月，抗日战争胜利。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满怀诚意，到重庆进行和谈，虽然和谈取得了结果，给中国带来了和平建国的希望，但内战的阴云却日渐浓厚。蒋介石一面召开政治协商会议，一面调动军队进攻解放区。

　　1946年3月，为了阻止内战，李济深决定改变主意，去重庆参加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途经广州时，狄超白向他转达周恩来的建议：希望他和何香凝等人携手组建一个民主政党，呼吁民主政治。这与李济深的想法不谋而合。早在日本投降前，李济深便与何香凝、陈铭枢、蔡廷锴等多次酝酿讨论成立国民党民主派组织事宜，并将组织定名为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草拟了政治纲领和组织章程。在得到周恩来的建议后，民促加快了成立脚步，于1946年春正式成立，李济深被选为主席。

　　到重庆后，李济深不分公私场合，都宣传和平建国，坚决反对内战。他接受重庆《新华日报》记者采访，忠告国民党内的好战分子：“内战实在打不得，一打就要拖下来，把中国搞烂”“抗战八年来老百姓已经够苦了，又加上连年天灾，饭都没得吃了”，他呼吁当局“为老百姓着想，马上停止内战”“建立一个各党派联合的政府”，得到进步力量的热烈响应。

　　1946年6月，蒋介石出尔反尔，撕毁《双十协定》，发动内战后，三次电邀李济深去庐山。李济深抱着能劝阻内战的一丝希望，“万方多难上庐山”。在山上，李济深两次见蒋介石，规劝他停止内战，履行政协决议，蒋介石却不置可否。李济深于失望之中离开庐山，行前给蒋介石留下一封19页的长信，规劝蒋介石遵照孙中山先生的三大政策，为国家民族保存元气，不要打内战。11月，蒋介石为了使其内战、独裁政策合法化，决定在南京召开由国民党一党包办的“国民大会”，准备通过所谓中华民国宪法。李济深坚决反对这一加剧国共对立的做法，离开南京到达上海，拒绝参加。

　　李济深在上海四处奔走，接见记者，发表文章，赞同周恩来的声明，愤怒抨击所谓“国大”完全是“违反政协决议的假民主会议”，并致函蒋介石说：“此次‘国大’于和平毫无补益。我宁愿留一个超然之身，一旦将来恢复和谈时，能够有所贡献。”

　　各界民主力量的呼声，并没有得到国民党政权的重视。李济深继续思考救国之路。1946年底，李济深在一个夜晚秘密前往上海新雅酒家，与宋庆龄会晤。李对宋不久前发表的反内战独裁、要求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声明表示完全拥护；宋也对李组织国民党内民主派公开反对蒋介石独裁统治的活动示以完全的支持。

　　不久，1947年2月，李济深以回乡扫墓为名，乘轮离沪转赴香港，终于摆脱了蒋介石的控制。到达香港后，李济深的民主活动更加频繁，更加有力。3月9日，李济深发表了著名的《对时局的意见》，呼吁“停止内战，废除党内独裁”，号召国民党：“每一个信仰总理遗教的党员，亦应该不客气的起来，改正党内反动派的错误政策”，而不要“放任听其错误到底，误党误国，弄到同归于尽”。并提出解决时局的七项主张，引起社会各界强烈反响。国民党当局恼羞成怒，以“有背党纪”“诋毁政府”之罪名，于5月将李济深“永远开除党籍”，并登报通缉。这是国民党第三次开除李济深的党籍。

　　李济深利用自己既是民促的领袖，又是民联指导员的双重身份，在香港促成建立了民联、民促南方联合执行部，并亲任执行部主席，实现了国民党内两个民主派组织的初步联合。1947年5月起，他多次邀请何香凝、蔡廷锴、彭泽民、李章达、陈其瑗、朱学范、陈此生、邓初民等民主人士在他的寓所聚会，商讨建立新的国民党民主派组织问题。

　　经过长时间的筹备和酝酿，11月12日，中国国民党民主派第一次联合代表大会在香港召开。1948年1月1日，民革正式宣告成立，明确提出要推翻蒋介石卖国独裁政权，成立联合政府。大会选举李济深、何香凝、冯玉祥、谭平山、蔡廷锴等16人为中央常务委员会委员，宋庆龄为中央委员会名誉主席，李济深为主席。

　　带领民革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

　　1948年4月30日，中共发布“五一口号”。5月1日，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致电民革主席李济深和民盟中央常委沈钧儒，指出：“在目前形势下，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加强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相互合作，并拟订民主政府的施政纲领，业已成为必要，时机亦已成熟。”“一切反美帝、反蒋党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均可派代表参加。”“会议的时间，提议在今年秋季。并提议由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国民主同盟中央执行委员会、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于本月内发表三党联合声明，以为号召。”

　　李济深积极响应和拥护中共的这一号召。第二天，5月2日，李济深、沈钧儒与在香港的各民主党派代表热烈讨论了“五一口号”，一致表示拥护，认为召开新政协会议，建立民主联合政府，是我国“政治上的必经的途径”“民主人士自应起来响应”。5月5日，李济深又代表民革和其他民主党派领导人共同署名通电全国并致电毛泽东，说“五一号召适合人民时势之要求，尤符同人等之本旨”。

　　由于李济深地位特殊，很多势力都想借助他维持自己的利益。1948年6月，国民党政府外交部长宋子文到香港与李济深面谈，希望与之合作，在广东另组政府，替代蒋介石政府，直接与中共谈判，被李济深拒绝。1948年秋，美国副总统华莱士派遣曾任南京政府建设委员会秘书长的蔡增基专程来港，想说动李济深出面组织一个新政府，由美国给予支持，代替蒋政府，由李济深出面与共产党谈判，实行“划江而治”。李济深表示：“中国应该统一，划江而治是将中国分裂”，会造成“内战永无宁日，大好形势任人摆布，万万不能”。李济深还对蔡说：“作为朋友，欢迎以后有往来，但如谈此类事，则不必来了。”后来，美国总统还派一个记者身份的人找李济深，再次提成立“第三政府”的事，同样遭到坚决拒绝。

　　1949年1月7日，李济深北上不久，新桂系三巨头之一黄绍竑带着李宗仁、白崇禧给李济深的亲笔信赶往香港，意欲请李济深到武汉“主持大计”，打算联合李济深与共产党“划江而治”，结果扑了个空。

　　李济深离开香港前，民革内部对“接受共产党领导”的问题存在争议。李济深到达解放区后，就这一重要问题作了明确的表态。1月8日晨，李济深与朱学范谈话，说：“我既下决心来到了解放区，这一行动就表明了拥护由中国共产党来领导新中国。其实，反帝反封建也好，一边倒、反对第三条道路也好，核心问题是接受共产党的领导。革命的三民主义与新民主主义原则是一致的，但要付诸实行，全国也要步调一致，显然这也要接受共产党的领导。”

　　1949年元旦，香港《华商报》发表了李济深题为《团结建国》的元旦献词：“最近的将来，包括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和无党无派的民主人士的新政协一定召开，从而订定一个照顾各阶层利益，促进各阶层合作的共同纲领，全国同胞就在这一共同纲领之下埋头苦干，努力建国！”“我们的团结建国，必然使得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突飞猛进，使得全国同胞逐步生活于安定繁荣的环境中。”一切民主阵线的朋友、爱国的人士，“都应该各各准备以其知识能力”，“为建立一个民族独立、民主自由、民生幸福的新中国而奋斗”。献词发表后，获得了海内外各界人士的好评，起到了鼓舞人民与反动派决裂并为创建新中国而奋斗的积极作用。

　　1949年1月22日，李济深等55名到达解放区的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代表联合发表了《我们对时局的意见》：“在人民解放战争进行中愿在中共领导下，献其绵薄，贯彻始终，以冀中国人民民主革命之迅速成功，独立、自由、和平、幸福的新中国之早日实现。”

　　2月3日，李济深致电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表示愿以自己的一切言论和行动密切配合中共的政策和主张。此后，李济深一如既往，都坚定不移地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3月25日，毛泽东率中共中央从西柏坡来到北平，民革中央主席李济深和各民主党派领导人前往迎接。

　　联合提出新政协一号提案

　　9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京中南海怀仁堂隆重举行，这是开国之会、立国之会，中华人民共和国从此诞生。会上，李济深代表民革郑重表示：完全赞同人民政协筹备会向大会提出的政协组织法、政府组织法、共同纲领的草案，因为“这个草案的基本精神和全部内容正是中国人民近百年来艰苦奋斗追求实现的目标，更与我党创始人孙中山先生的革命理想完全符合”。

　　这次会议上，李济深和郭沫若等44人联名提出了《请以大会名义急电联合国否认国民党反动政府代表案》。这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历史上的第一号提案，向世界宣布：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是真正代表中国人民意愿的会议！由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产生的中央人民政府是中国唯一合法的政府！国民党反动政府无权代表中国人民！提案获得全体代表一致通过，交由中央人民政府执行。11月15日，中国外交部部长周恩来代表中国政府致电联合国，郑重声明：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为唯一能代表中国人民之政府。国民党政府已经“丧失了代表中国人民的任何法律的与事实的根据”，要求取消其继续代表中国人民参加联合国的一切权力。

　　新政协第一号提案的实施在国内外产生了重大的政治影响。尽管由于美国把持着联合国，拖延了22年才接受了新政协一号提案要求，但是，它已经向世界表明：新中国成立了！中国人民当家作主的时代已经来临！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不但站起来了，而且将以自己的力量为世界的和平与发展作出贡献！

　　为新中国事业呕心沥血

　　9月30日，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毛泽东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李济深等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

　　10月1日，李济深与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宋庆龄、张澜等共同登上天安门城楼，出席了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典礼。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在《共同纲领》的指导下，民革积极参加国家管理，李济深担任多个重要职务，他率领民革积极参与国是讨论，在恢复国民经济，安抚起义军政人员、文化保护、外交事务、抗美援朝、促进祖国统一等方面作出了贡献。

　　1949年12月，全国政协会议讨论《1950年度全国财政收支概算草案》，李济深在会上赞同这个概算草案，同意发行公债，希望大家努力完成认购公债的任务并超过规定数额。随后，民革中央举行会议，发表了拥护1950年度全国财政收支概算和发行人民胜利折实公债的声明，号召各地分会或分会筹委会协助人民政府推销人民胜利折实公债，李济深与谭平山、蔡廷锴、蒋光鼐等16人购买了1496份，用实际行动支持国家的经济政策。在李济深等民革领导人的带领下，广大民革党员也各尽所能认购公债。

　　根据《共同纲领》，正确处理好公私关系和劳资关系是发展生产、繁荣经济的重要前提条件。1950年5月1日，中共中央发布了庆祝五一劳动节口号，要求贯彻公私兼顾，劳资两利，调整工商业的方针政策，并号召工人阶级联合民族资产阶级，协力渡过暂时困难。李济深在全国政协一届二次会议上指出：“自去年人民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以来，中央人民政府致力于共同纲领之实现，在军事、政治、外交、财经等工作上，都获得了巨大成就。”他敬告城市的工商业者们：“但不遵行政府法令，仍肆其投机倒把、破坏金融、扰乱市场、流毒社会的所谓工商业者，亦必须予以应得之处！”最后，他代表民革向全会建议：接受财经、外交及土地改革各方面的报告，建议政府采择实行，还代表民革中央“对于毛主席和中共中央正确领导，表示衷心感谢与爱戴，并号召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全体同志为全会决议的实现而奋斗到底”。

　　民革在策动国民党军政人员起义方面取得了成绩，为新中国的建立作出了一定贡献。如何改编、改造这些起义的国民党官兵，如何安抚和安置旧国民党军政公务人员，成为摆在新政权面前的迫切问题。李济深领导民革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积极发挥自身优势，在安抚和安置起义军政人员方面作了不懈努力。

　　民革对新中国的作用，还主要体现在利用其广泛的历史和社会关系，团结、教育和改造民族资产阶级，协助党和政府完成各项任务和计划。

　　作为民革中央主席和全国政协副主席，李济深密切联系社会各界人士，做了许多工作。新中国成立初期，许多著名画家没有工作，生活窘迫。李济深向毛泽东主席作了报告。他说，国画是我国特有的传统艺术，是我国宝贵的文化遗产，是国粹，应该扶持中国画的发展。1957年，中国画院在北京正式成立。1951年，李济深写信给文化部部长沈雁冰，提出在北京成立棋艺研究社建议。1952年，北京棋艺研究社成立。

　　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7月5日，李济深在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发表《反对美国的侵略行为》的讲话，并主持召开民革中央常务委员会，派中央常委许宝驹参加“全国人民反对美国侵略台湾、朝鲜运动委员会”。1951年6月，李济深领导民革成立了抗美援朝捐献委员会，还支持儿子李沛钤报名参加了中国人民志愿军。李济深亲自出席了民革抗美援朝捐献委员会举行的座谈会并讲话，并带头认捐，将自己在香港的一所房子卖掉，款项全部捐献。仅5天时间，15亿元的捐献目标就已超额完成。

　　新中国成立后，李济深一直把实现祖国统一，当成民革和他自己义不容辞的历史责任。他经常勉励民革成员，要为实现祖国统一，振兴中华作出贡献。李济深与国民党有几十年的历史关系，在台湾的军政人员有很多人是他的同事和部属。因此，他特别关心去台的国民党人士的前途和命运。1956年1月，政协二届二次会议召开，周恩来总理在《工作报告》中提出“争取和平解放台湾”的主张。李济深不但拥护这一主张，还主动向中共中央表示：如果有需要，台湾当局准许，他可以亲赴台湾做蒋介石先生的工作。在民革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李济深建议就和平解放台湾问题作出决议、发表《告台湾军政人员书》。在李济深的主持下民革成立了民革中央和平解放台湾工作委员会。这个机构成立后，做了大量工作并取得了一定的效果。1959年10月，李济深已重病在身，但他仍念念不忘祖国的统一大业，写下了“我与人民宏愿在，及身要见九州同”的诗句。他爱国情深，台湾的和平解放是他至死不渝的愿望。

　　李济深为民革的事业呕心沥血，殚精竭虑，作出了卓越贡献。直到去世前夕，他还强调民革一定要接受共产党领导，走社会主义道路，这是民革本身历史发展的自然归宿，犹如江河之归大海。又说，我们对共产党提意见，发挥监督作用，“态度必须诚恳，用词不可过激”，长期共存、互相监督方针既经提出，我们就要负起责任来，协助中共执政下去。

　　1959年10月9日，国庆十周年纪念活动刚刚结束，李济深因劳累过度在北京病逝，终年75岁。（转自团结报团结网）